当代人类文化发展与十大趋势

    演讲人：彭定安  时间：2012年2月28日  地点：辽宁艺术文化研究中心

    人类在取得空前巨大成就、获得用高科技装备和推动的高度发达生产力与巨大财富，以及享受高水平的福利生活的同时，也带着严重问题、巨大麻烦和深沉的忧伤，进入21世纪。人类文化，也就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阶段，作为上世纪的赓续和新世纪的开拓，逐渐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势。这种新趋势，在全球化的新的世界构造与秩序下，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汹涌澎湃之势，席卷整个“地球村”。其中，尤以重要区域、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既首当其冲，又蔚为大观和发展重镇。中国自然居于其中。

    就整体观察和择其要者而言，有十大发展趋势，为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潮流。中国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即身处其中，既受其推动与“牵引”，又受其制约；既受惠于此“大潮流”，又作贡献于它。

    一、世纪末的“三大反思”与新世纪的三个适度回归

    “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和生活律令，已经改变为“时间（与亲人——他人和谐相处的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对于由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迅猛发展、高福利生活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变异，特别是它的弊端一面，世界有识之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即开始了反思。

    斯宾格勒1914年问世的《西方的没落》可谓开其端，尔后，则有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和重镇的批判，直至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以及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等，著述丰厚、批判犀利、说理深邃，全面反映了人类对于科技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和与其相对应又应该形成合理结构比的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滞后，进行了百年反思。

    在此“百年反思”的基础上，在上世纪末，全球性的总结性的反思，则集中于三个方面，我们不妨称为“三大反思”。这就是：对于现代化的反思、对于科技的反思和对于人的最佳生活方式标准的反思。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三个适度回归。这成为人类当代文化发展的首当其冲的新趋势。

    第一反思提出了“现代性是不是出了问题？”甚至提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竖起了一块牌碑：此路不通！”这个“问题”和“不通”，主要的是指对于大自然的大破坏，对于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深度的甚至是万劫不复的大破坏，还有对于传统的过度破坏，由此还引发了对于人类本性的破坏。这些严重的“问题”，导致了“如此现代化的道路不通”。人类要在现代化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就需要改弦易辙。

    第二反思，则对科技的迅猛与高度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提出了质疑，特别对于相应的社会科学与人文文化的滞后甚至被轻忽，深表忧虑而呼吁科际整合。科技既有推动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伟力，又具有超常的破坏力。科技不仅对自然造成深度的广泛破坏，而且已经侵入人类文化，甚至植入人体内，使人体在受到保护和治疗的同时，亦受其害而且人性也受到戕害，成为人与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对立面。但这不是科技自身造成的后果，更不是科技的本性，而是人类自身的科技战略和科技思想所酿成的罪孽。因此，现在提出“人性地使用科技”和“使科技具有人性”的口号和科技方针。

    第三反思则关乎人类生活方式和存在圭臬的根本命题。其根本要旨就是人类生存中物质与精神的平衡问题。权力——金钱——享乐——感官刺激，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人类（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凭着现有的极权——财富——技术，获得这些物质的身外物，但既得之，却依旧生活在幸福的门外，更有甚者，许多人倒在了这个梦寐以求的“门外”。由此萌发了对最佳生活方式及其标准的反思，并由此产生了对物质享受的摈弃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上述“三大反思”的基础上，产生了并且已经正在施行中的“三个适度回归”。一是向自然的适度回归。人们已经觉醒，人类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肆无忌惮地向自然开战，开发、榨取、掠夺自然了；自然已经忍无可忍地实施强有力的报复了。因此，要保护自然、热爱自然，改与自然为敌为与自然为友，甚至要敬畏自然。在心灵上感受到离自然越来越远，需要回归，亲近自然。到大自然中去休假，建设“城市中的乡村”，以至使生存状态尽可能“顺其自然”，“自然而然”。从生活到心灵“回归自然”。

    二是向传统的适度回归。从生活方式到家庭模式、从人生价值到生命体验、从日常行为到终极关怀，都向传统适度地回归；向传统的爱情、亲情、人情适度回归；从权利——金钱——享乐三位一体的“现代人生追求”，向个人与集群和社会的和谐融洽回归。“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和生活律令，已经改变为“时间（与亲人——他人和谐相处的时间）比金钱更重要”。文学艺术从传统中获取资源，从古老智慧与艺思中获得现代灵感。现代人重新体验传统中的人性的温情与和谐，追回失去或者弱化了的社会与人生的认同感、意义感和幸福感。

    三是向相对朴素的生活回归。“过朴素生活”成为美国一些人的“生活指归”；日本人现在以豪华的家具为“俗气”；伦敦的市长、美国的驻外大使乘飞机坐经济舱。人们喜欢生活中多一点“自己动手”，少一点“科技依赖”。“财富服务社会和‘回归社会’”成为欧美新的富豪的金钱观和实际行动。

    二、文化习得、传播、积累与传承的第四次革命

    网络文化的发展，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机”。同时它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人类性问题”。

    当代人类文化的习得、传播、积累与传承，以及保存和积淀，进入到第四次革命的阶段。第一次是语言的产生；第二次是文字的创造；第三次是印刷术的发明；现在，个人电脑的创造和网络文化的产生，则是第四次革命了。这次革命，其功能之广泛、高超，超过以前三次革命；其传播速度之快、被掌握和应用之普及与深入、积累之省工而高效，以及积淀数量之大而保存体积又小，都是此前三次革命所望尘莫及的。人类知识、信息之传播、掌握与应用，均达到“朝发夕知”以至“即发即知”的程度。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性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空间，都极大地扩展了，意义十分深远。它使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极大地加快，空间极大地扩大，普及程度极大地深化。网络文化的发展，真正是日新月异、广被世界、普惠全人类。它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机”。当然，同时它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人类性问题”，包括社会的、法律的、伦理的和人性的。

    三、“科学共同体”的整体合作协调发展与社会——人文科学的侧重进展

    “大科学”——“四大科学部类的共同体”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识和社会实践。

    科学并不是如国人习惯的看法，仅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四大科学部类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诉之人类认知的历史，科学产生之初，是混沌一体的，只是以后的发展才逐渐细密分科，形成四大科学部类。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发挥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为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巨大财富和高福利水平的生活，并以人类性灵之光的耀眼的辉煌，大大推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不免相对滞后发展。因为它的作用是隐性的、悠长的、慢性的、精神性的，也是无价的(无法精确计价的)，还是涉及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但是，从上述的对科技的反思中，人类已经感受到并深刻认识到，物质和科技的超乎需求和未加控制的发展，负效应越来越大，需要社会——人文科学来填隙补罅。而且，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技术科学的配合。“大科学”——“四大科学部类的共同体”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识和社会实践。人文与科技文化的分裂为两种文化的状况，已经在改变。上世纪末就有论者提出“21世纪是社会科学世纪”，这或有偏颇，但不无道理。科学共同体的协调发展，将极大地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

    这意味着、预示着人类文化分裂成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状态在打破，在改变，两者在协调发展，在保持各自的特色与构造前提下融合。

    四、人类新的智慧苹果和新的认知图景的产生

    “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

    人类在20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在网络文化发展的前提下，对宇宙、对世界以及对生命和人生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传统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许多新的理论出现并被证实和认同。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提出，意味着“将可能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提供解决和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要和提高生命质量的最新科技”，在科学上，“可能是生命学革命”，在技术上，“可能是‘再生革命’，包括仿生——创生——再生的三生技术革命”。（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来了吗》，载《光明日报》2012年2月6日）凭着这些新兴的科学思维和技术创新，人类从“宇观——宏观——微观——渺观”（钱学森）的“四维视角”和水平上，对宇宙和世界、对人类自身和生命，进行考察和研究，得出了许多并相对成体系的新的认知，构成了人类新的“智慧苹果”，构成了人类新的认知图景。在这个新的认知图景中，人类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对人性，对生命与人生，对“存在”这个人类哲学永恒的命题，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新的体验和感受。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展开了新的面貌和气质；人也在自然面前展开了自身的新面貌、新品质。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都进入崭新的世纪，进入更高级的阶段。这是人类文化的一大新进步，也推动人类文化大踏步前进。工业文明行将结束，“知识文明”时代已经到来，知识成为一切资源的源头。“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人类文化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到来”，这些颇有依据的论断和期待，鼓舞人类在文化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热忱和实际行动。

    五、拯救与重建人类三大家园

    拯救与重建之道就是：调整文化方向，解决“自然——人——社会”三大紧张纠结的关系。

    人类的三大家园（自然家园、社会家园和精神家园），现在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身处这种被严重破坏的三大家园中，人类遭受种种灾难与祸害：环境恶化、大气层污染、海洋污染、生物灭绝、生态失衡、全球变暖、森林削减、草原毁坏、耕地缩减、能源危机、资源走向枯竭，还有人口爆炸、粮食匮乏、饥饿与疾病施虐、吸毒蔓延、国际犯罪、集体自杀、网络犯罪、过劳死、家庭解体、政治腐败等等；以及现代病、城市病、物质病、电脑病、享乐病、生理病、性病与艾滋病、精神病、理性病、情感病等等。形成了一种人类现代综合病症。因此，人类需要并正在拯救这三大家园，同时进行重建。拯救与重建之道就是：调整文化方向，解决“自然——人——社会”三大紧张纠结的关系。从与自然为敌、向自然索取、压榨自然、剥夺自然和破坏自然，到与自然为友，既取自自然，又保护自然、养育自然，与自然协调共同发展。人是自然之子，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个体是社会集体的一员，人应该在社会之中和与“他者”和谐相处中，来认识自身、实现自我，爱国家、爱民族、爱亲人、爱他人、爱集体，要“善与人处”，寻求社会和谐，整合人际关系，调整生活节奏和劳动强度，不能只为自己、只顾自己、只爱自己，这是万恶之源也是痛苦之源。

    这样，自然家园、社会家园和精神家园，才整体性、整合性、和谐性地得到发展，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互相养育、共同繁荣。这种新的认知和共识，已经和正在人类之中萌发、生长、发展，有的群体在如此实行或部分地施行，有的有了认识，心向往之。当然，也有人并不认同，仍然“我行我素”，甚至鄙弃和反其道而行之。

    但当代人类文化的大趋势是如此，在发展，在逐渐形成潮流。

    六、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生态伦理的产生和发展

    大自然岿然耸立于人类面前，所有人类行为，都要在自然面前受到检验、考核和审查，不可“逆天行事”。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但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地球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自然家园被人类行为糟蹋成危园。自然已经被迫实施对人类的报复，其力巨大无比，非人类所能抗衡。因此，环境保护意识从上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问世以来，日益发展，已成全球巨大浪潮。环保意识成为现代意识的主要标志和内涵。生态伦理的提出，把环境——自然纳入人类伦理范畴，人伦——社会——自然组成人类伦理的三位一体的结构。自然进入人类伦理范畴，人类的伦理生活与存在，不只是涉及人类自身，也不仅是涉及他人和社会，而且涉及大自然。大自然岿然耸立于人类面前，所有人类行为，都要在自然面前受到检验、考核和审查，不可“逆天行事”。在环境意识和生态伦理的“监护”下，人类既要回视、检查已经被破坏的自然，实行力所能及的“补天”；更要“防患于未然”，实施严格严密的环保举措。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行动和巨大动力。反之，则是文化上的退步与灾祸。

    七、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深度结合

    这种深度结合，不仅是能够推进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而且足可预防、阻遏和消减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和灾祸。

    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总是产生重重问题、诸多麻烦，危及社会和人自身。这种状况，在发达国家严重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则问题丛生并日益严重。不过，问题和麻烦已经引起深度的注意，防范之策众多，堵塞与拯救的行动也已经实施并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与文化结合。国际社会学界，关于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多种多样，但不同的种种指标体系中，有两条是共同具有的，这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人的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同步。这两条，要求并预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深度结合。这种结合，是与前述各项同步并存的，是它们的内涵与要素之一。这种深度结合，不仅是能够推进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而且足可预防、阻遏和消减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和灾祸，进一步，更构成并推动人类认知的发展、新的智慧苹果的丰硕和三大家园的重建。

    八、向东方文化的回眸与从古老智慧中获取现代灵感

    人们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恰是可以弥补缺陷并与之“相反相成”的“异体文化”。

    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文化趋势，欧洲中心论和欧洲文化居于统治地位的状况，已经打破，其偏颇、缺陷和负面作用，也已被广泛认同。人们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恰是可以弥补缺陷并与之“相反相成”的“异体文化”。即拿中国文化来说，“天人合一”这个固有而悠久的统括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哲学命题，在本质上就符合消除天、地、人三者紧张关系而达到整合与和谐的企求。它同与之相连的“敬畏自然”的思想精神，在本质上确定了保护自然、与环境共同生存与繁荣的境界，可为当代环保意识和生态伦理重要的思想资源。“开物成务”的外倾型西方文化（钱穆，下同），正可以从“人文化成”的内倾型中国文化中，汲取有用的、堵漏补罅的思想文化资源。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关于21世纪的对话录中，有详细而具体的论证。美国学者关于“通过孔子来思维”的论述、海德格尔对老子“道”的认同以及西方对老庄哲学的研究与瞩目，都表现了西方学界对东方文化的回眸与寄托希望。有的中国学者提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带着肯定意味的提问与论述，季羡林关于世界文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多次详细论证，则反映了中国学界对于这种世界文化呼声的回应。

    这种对于东方文化的回眸，除了上述的整体文化发展的意义之外，还有人类智能发展的新体认和功用的价值，这就是“从古老智慧中寻找现代灵感”。这已经不是一种设想或猜想，而是已经存在的实践和新的思维路向。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的“歪译误译”中国古诗而创造他的真正现代派诗歌，西方绘画汲取中国绘画元素以及西方影剧艺术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攫取”资源，等等，都表现了这种从古老智慧中获取并得到了现代灵感的事例。

    九、人类文化的转型与重构

    转型，就是从与“自然为敌”向“与自然为友”转换，在生态伦理思想指导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同生存与繁荣”。

    基于上述多方面的文化事实与具体实践，可以看出，人类文化正在新的思维、新的文化现象和新的科技手段等基础上，实现着整体文化的转型与重构。转型，就是从与“自然为敌”向“与自然为友”转换，在生态伦理思想指导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同生存与繁荣”；从偏重科技文化向与之同时重视社科——人文文化转换；增加它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结构比，“四大科学部类”共同协调发展，东西方文化汇合熔融，建设人类新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西方文化同样不是这种“体”“用”对立的“二分发”而是世界性的整体人类新文化，在共性中，各民族文化融入区域的与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保留大同中的“小异”。人类从“传统人”——“政治人”——“经济人”向“现代——文化人”转换。重构，就是在科技革命、科技发展的同时，相应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提高社会——人文科学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结构比，打破两种文化的分裂状态；制订新的科技战略和政策，以抑制科技文化的泛滥与侵害人类文化和人性的负面作用，增加其人文性和人文关怀；结束西方文化的统治地位，增加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比重并提高其地位，以人文化成的内倾型文化与开物成务的外倾型文化相结合的新的人类文明取代东西文化的分置与分化的状态；以社会人文科学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而以科技为解决战术问题的依凭，同时参与科技战略的决策。

    这种转型与重构，是同步进行的。在转型中实施重构；在重构中实现转型。

    十、走出“人在何处”、“我是谁”的“人之困惑”

    从人的生存，人的文化状态，从人的矛盾、困惑、苦痛、“胜利之中和之后的反思与空虚”中，来思考和认识人。

    人类自有意识和思维以来，自从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一直存在着一种“天问”——“终极之问”：“人在何处”？“我是谁”？现在，在新的文化发展时期，人类是在高科技和高智能的基础上，来思考和回答这个终极之问；更是在“人——社会——自然”三大关系紧张，并且愧对自然、反思自身的基础上，又还是在对人生和生命都产生困惑的情况下，来思考和试图回答这个“人的立足点的原问”。现在，明确地认识到，人类不会是宇宙的孤儿；人生活在地球上，是自然的一员，乃自然之子，既依赖自然为生，又需养育自然；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个体俱是依凭他人——全社会而生存、发展，人应该在与“他者”相对并和谐相处中，来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财富和权利都应该是回报社会、回归社会的身外之物。笛卡儿说“人是智能实体”，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达尔文说“人是动物本能”，拉·梅特里说“人是机器”。现在，不再一般地和仅仅从生物的、知识的视角来认识人，把人从宇宙和自然之中孤立出来认识人，同时，也不是平面和静态地来认识人；现在是从宇宙一员、自然之子的“身份”，从人的生存，人的文化状态，从人的矛盾、困惑、苦痛、“胜利之中和之后的反思与空虚”中，来思考和认识人。这样就是历史地、综合地、整体地，在极为扩大、渺远而又极为精细、深微的状况下，来考察、思考和认识人，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人在何处？”“我是谁？”——“人：自然——社会——他人——自身；和谐汇融，共同生存、发展、繁荣”，这就是回答。但这还不是终极回答；也不可能有终极回答。但这个阶段性回答，会管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当前，在这个回答的基础上，人类则正在“走向回家的路”。回哪个家？回自然之家，回文化故土，回精神之寓，如此解脱倒悬在和沉溺于金钱权利之中的、已经难于承受的生命之“虚”与“轻”，以增加生命之重以及它的意义和终极价值。

    结语与思索：

    面对这样一些极为粗线条的、扫描性的，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们来思考国家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自应有所思、有所悟、有所为。这里不可能哪怕是稍微一点的细说，只大而化之言之。首先，是需要总体思考大体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择其要者而取之；第二，需要依据本身的特殊情况（地域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具体地采用和实施。第三，其中重要的方面，极需认真落实。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以及实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极为重要的。其中，战略性和总体性的是，实现民族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在这个进程中，实现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还有首当其冲就是保护自然、坚决制止破坏环境的“建设”，保护传统，遏制对传统、对民族文化、对历史的忽视、轻忽、鄙弃以及否定过多，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三大倾斜：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重个人、轻群体。解决经济热、文化冷以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状态。纠正对文化发展的重物质轻人文，对科学共同体的重科技、轻人文——社科偏颇。急速树立民族性的，尤其是知识和干部群体的文化关怀与文化情怀，尊重文化、支持文化发展，注意追求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和重视：我们现时的文化状态和发展趋势，在某些重要领域和方面，存在与上述世界文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至少是存在距离的状态下发展的问题，因此也存在“寻迹而行，走人家走过的弯路”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会要、现在也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经济——社会代价和人文损害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