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传统 学会讽刺

    前几天看中央电视台《首席夜话》一期名为《今晚我们一起说相声》的节目，现场邀请的是我的老朋友、传统相声演员马三立先生的弟子尹笑声和曲艺研究专家孙福海先生，整期节目围绕相声的起源、创作与继承展开讨论，形式新颖独到。看了以后，颇觉有话要说，即重新评估传统相声的要义。 

    在曾经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下，所谓“新相声”已渐渐失去“温柔敦厚”——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教”精神，由轻松、含蓄、机智的国人“软幽默”渐次演变成激越、决绝、张扬的“匕首和投枪”、“迅雷和响箭”、“掀掉宴席和撕毁花环”。蕴涵丰富的“婉而多讽”已然变成怒不可遏的“讥刺”或挞伐，并被戴上“更加犀利和自觉”的桂冠。于是，在步入“和谐社会”伊始，烙印深刻的“斗争”观念，致使主流相声一时困顿，反映生活的路越加狭窄，技艺手段也显贫乏，艺术趣味更渐枯涩，以至自设的“禁区”也越来越多，被罗织的“罪名”也越加繁复，终于“带着枷锁的跳舞”步履蹒跚，面对生活的“讽刺”渐行渐远，只能在“言不及义”的内容和花哨矫饰的形式上翻腾。《首席夜话》中尹先生也有所感慨，现在的相声正在被泛化或异化着。

    我这样估计是否过分：当今相声业界与其说不敢讽刺不如说不善或不会讽刺？

    相声如何关涉“和谐社会”的问题和矛盾、热点和焦点，讽刺与和谐的关系如何把握？耐人思索。

    最近京津等地茶馆相声兴起，《首席夜话》中甚至还采访了一位在美国说“相声”（尹先生认为在他表演中具有相声的元素）的黄西，这都使我们有幸重读传统。人们发现：不是由于某种政令只是因为民间共识，传统相声不再被罗列“十大罪状”，不再被切割为“有益”、“有害”、“无害”壁垒分明的“三大块”。传统遗产也不再只是提供某些章法、套式等技艺手段，而是浑元地把它当作有机的整体，体现着世俗市井文化的历史特征和时代局限。于是，人们发现传统相声的“讽刺”与曾经显赫的“讥刺”有所不同。比如，它们具有化急切为蕴藉的长处，并不那么情绪化，而是在理性的参悟下，采取中庸、中正、中和的方法，通过幽默智慧的穿越，把动机和效果妥帖地统一起来，既嘲讽人类性格的通病，又阐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由。诸如，马三立笔下的许多人物类型或典型，“马大学问”、“马善人”、“马洗澡”之类，就极其辨证地展示了他们夸饰后面的浅陋、吹牛侧翼的尴尬、自得同时的自失。而其美学标准则是自古就有的“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以及“俗不伤雅”的文化精神。

    传统相声的又一好处是：并不对号入座、当面审贼，并不就事论事、耳提面命，而是化物态为心态，借讽刺对象折射在人们心理的反映，曲折、间接、内敛地展示普遍的社会意绪。从而以意象取代具象、以形象的丰富性取代观念的直白性，在虚拟的情境和荒诞的演绎中凸显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比如，传统相声下层贫民买醋当油的《醋点灯》，饿蓝了眼睛将“黑狗白鼻梁”误认“一摞洋钱”的《财迷回家》等都在他们的幻觉中折射着现实的不幸。《开粥厂》马善人的“豪华许诺”，不是在标榜他的富有，而是在映衬他当天“还没吃早点”的饕餮欲望。折射既是情感的深化也是形象的灌注过程。

    传统相声似乎还有一个化讽刺为自嘲的好处。不是壁垒分明地设定真假、善恶、美丑的绝然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依情依境参差不齐，依势依时互有转化。从而形成被讽刺者也可以嘲讽人、嘲讽人者也可以被嘲讽，制造一个平等活跃的喜剧氛围或气场。尤其在津门相声中，以马三立为代表的“马派”更是把自我塑造成一种人物类型，一切行动举止都是“马三立式”的：他并不直接指斥其生活中频繁接触的“小市民”群落，把糟蹋嘲弄他们的缺陷做为自己的快意和能事，不是的，他是抱着极大的诚意反而把自己设计为箭垛，采取性格化近于戏剧式的表演，使自己成为这一类型的代表，在其夸张放大的凸透镜下，让他嘲讽的对象在他的身上发现自己群落存在的毛病。将嘲讽转化为自嘲，这是马三立艺术风格的一大特色。与此同时，也使自嘲成为既喜剧地观照世界，也同时喜剧地审视自我——一种较高层次的幽默范式。

    中央电视台的新栏目《首席夜话》中说得好，相声这个来源于民间的艺术形式，还是要贴近生活。这期节目内容对推动传统相声文化发展有着广泛深远的借鉴意义。（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曲艺协会顾问，曲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