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渭南市大荔县的蹲点采访结束了。
一周多的时间,从模糊到清晰,从怀疑到肯定,从认可到荐举,“大荔模式”在记者心中经历了一个近乎“历练”的过程。
当初,记者首闻“大荔模式”一词时,很是不以为然。然而时隔不久,一位颇有口碑的新闻界同行言词凿凿地给记者“洗脑”——其对“大荔模式”的颇多赞美之词,不禁让记者对它产生了兴趣。
“大荔模式”难道真的就是孙猴子手中的那根如意金箍棒吗?它真的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吗?
一个蹲点调研式的采访由此展开。
踏着初春的泥土芳香,3月中旬,记者开始了蹲点调研。在田间地头,在农家、商家的口碑里,记者逐一解开了心中的疑问。
在“中央一号文件”和“陕西省委一号文件”不约而同聚焦农业科技,在陕西省深入开展“三问三解”(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解民忧、解民怨、解民困)活动的大背景下,“大荔模式”的积极探索,显得弥足珍贵。
应该说,“大荔模式”是一场关键时期关于农业发展的重要突围,是陕西省各级政府和科技部门凝心聚力,合力实现亲民、爱民、便民、利民、惠民、富民目标的一次“合唱”。
从当初的“原始创新”,到而今的“集成创新”;从起初的“自娱自乐”,到如今的“合奏和鸣”;从最初的“自然分娩”,到现在的“高端智造”,“大荔模式”彰显出强大活力,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发展的有力抓手。
首先,“大荔模式”体现了陕西省上下一心,合力破解农业科技发展难题的智慧和气魄;同时又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合力推动和提升,走上了“顶层设计”和“高端智造”的科学发展之路。
其次,“大荔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客观实际,灵巧而科学地将各方利益有效地捆绑起来,使农民、企业、专家、政府通过“大荔模式”这个平台和机制,实现了多方共赢。
第三,它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有效解决了“农技单位有人才,缺经费,技术进村入户难;民营企业有资金,想服务,技术支撑难;农技人员有技术,缺平台,深入实际难;农民群众想致富,缺技术,产业效益提升难”等四大农技推广难题,最终实现了科技零距离为农服务。
第四,“大荔模式”通过“政府引导,群众点菜,科技送餐,企业埋单”和“技企结合、技物配套、农资农技双连锁”,及以“县为单元、直营联盟、连锁经营、密集覆盖、全程服务”的服务方式,使农业科技资源实现了由聚合到聚变的转变,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本报记者 张哲浩 程伟光 袁于飞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