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哲学学科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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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特根斯坦（1889年—1951年）出生在奥地利，后入英国籍，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本书向我们展示了这位带有天才神秘性的哲学家日常生活的一面，以及他将生活与哲学融为一体的思考方式和人格魅力。作者按谈话发生的地点分编为康乃尔、斯密斯学院和牛津三个部分，是研究维特根斯坦晚期思想与生活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虽然几经起伏，维特根斯坦让人困惑的影响力持续至今。他过目难忘的头像就像旧时的门神秦琼和尉迟恭，不时地会出现在年轻读者的床头或者桌边。笛卡尔与福柯暧昧的面相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一副面具，尽管其深度无从测度。与他们不同，维特根斯坦的那张有着非凡穿透力的脸好像与面具无涉，他的读者认定它是透明的。

    维特根斯坦特有的悖论在于，作为“学院哲学”最热门的论题，其意图旨在颠覆哲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合法性。这可以部分解释他在英美学院哲学中起伏不定的声誉。另外，他所思对象的“特定性”使他成为英语世界以外的“放逐者”。《逻辑哲学论》写于战壕之中，《哲学研究》跨越了二战。“黑暗时代”的说法并不像说出来这么轻描淡写，寄身其后的一切构成维特根斯坦伦理企图的一部分。同样道理，纵然对恶的想象力异乎寻常，维特根斯坦的纯真始终如一：艰苦卓绝地祛除恶的努力构成其人格的一部分。小心地规避任何诱惑，拒绝被指派给任何流派，也不会委身于任何宗教构成他的这种努力最为可见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算得上是一位“古人”。哲学与人的一致性可溯至历久弥新的传统：视哲学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注定了他的哲学外观，“哲学著作”的意义，以及人与哲学的关系。哲学不可能轻易地被收编为意识形态的元素，也不是某种类似于女红或收集蝴蝶标本之类的无关痛痒的嗜好，它同样不可能只是一种“学说”，从而与人无关。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哲学乃是荡涤灵魂的力量，是一种战斗和行动，并影响着具体的行动。德·塞都说得没错，他是二十世纪的“赫拉克勒斯”。维特根斯坦试图去撬动那条经久甬道的每一块石板。对他的《哲学研究》莫衷一是的解释正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对“职业哲学家”和剑桥“学院生活”的憎恶，一如对“牛津哲学”的轻蔑，构成最外在的证词。 

    《哲学研究》的“公案”自罗素伊始就始终相随。克里普克甚至认定维特根斯坦无力写出前后一贯的著作。印行了近六十年的《哲学研究》仍然是一本尘封的书，学者们似乎只是在徒然地扬起尘土。《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的693节1949年业已完成，但维特根斯坦拒绝生前出版。或许他怀抱着卡夫卡式的想法：就其自身而言，所“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完美无缺的”，但面对上帝，它们微不足道。此类担心从他意味深含的前言中可见一斑。只有傻子才会完全相信或全然不信他在“前言”中写下的话，诸如“风景相册”之类的说法；它的似是而非意味着一种选择。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维特根斯坦选定了他的读者，这种遴选在《哲学研究》中更隐蔽。于是，二十世纪哲学史上最动人心魄的著作纵然由“断片”组成，其“结构”依然完整无缺。《哲学研究》是德语中的“杰作”，是那种刷新了“杰作”含义的杰作，它的独一无二只有散文中的晚期卡夫卡或诗歌中的晚期策兰尚可比拟。

    《哲学研究》不止如此。维特根斯坦拒绝出版的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来自作为“作品”的《哲学研究》所具备的强制性。在《逻辑哲学论》中，“沉默”比言说更为重要，与这种沉默同样重要的，是他在奥地利乡村长达六年的沉默。与之相比，《哲学研究》的自我消解毫不逊色，但挑战更其巨大。拒斥理论的意图注定了方法上的描述性，然后是例证的选择和剪辑，维特根斯坦切换的方式乃是一位伟大导演的方式，跳接和错位的剪辑随处可见。《哲学研究》中的例证像是对“日常生活”的移植，看似漫不经心，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刻意和精湛就像取自《格林童话》或者《哈希德故事集》。它们高度相似但却无以重合，既不能还原又无法“使用”。不仅如此，《哲学研究》无异于“精神操练”的记录，从而并置着记忆和启示。那段细小的距离可以忽略不计，可一旦付诸丈量，你却无从跨越。《哲学研究》中充斥着难以预期的跳跃。如果《哲学研究》是一部作品，它的背叛就难以规避；如果它不是作品，“语法的”或“逻辑的”描述，或者伴随着每一次具体的“看”而来的“先验性”是无法理解的。无限的可能性取代了对可能的启示。整体看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神秘的，尽管晚期的论题从不涉及神秘。维特根斯坦是平衡的大师，就像“走钢丝的表演者”：一如生命为死亡包围，健康的理智为疯狂包围。

    这种平衡在《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被打破，换句话说，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被建立了起来。存于维特根斯坦及其哲学中的平行性借助一个亲证者之手得以交汇；并被连接取代。尽管“死亡不是生命的事件”，但死亡或许是通向永生的门户。那些看似无心的记录变成了从不朽背后实施的刻画。博尔赫斯有一次说，从这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就完成了一次宇宙旅行。当一个哲学家的行动转变为更新经验的材料时，悲凉与慰藉拥有同等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意在为苍蝇指明逃出捕蝇瓶的线路，结果招引了更多的苍蝇朝着捕蝇瓶飞去。但维特根斯坦不是叔本华，后者对其身后之事很是担心，非常害怕那些“教授们”会吞噬他的著作，就像蛆虫吞噬他的尸身。维特根斯坦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因为那些教授们很难找到他的尸身，他们只是对着空空的墓穴张开了嘴巴。被追捧而不是被理解未必是他的愿望，他也未必喜欢，但这一切都没有超出他的预料。当有人说起舒伯特的崇拜者疯抢这位音乐家被扯碎的乐谱时，维特根斯坦表示了理解。就像一颗孤独的星辰，维特根斯坦独自在夜空中闪耀。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

    [美]鲍斯玛 著 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