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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在胜利与挫折的反复比较和考验中，迫切需要推举出能够高瞻远瞩、多谋善断、具有深厚理论造诣、具有高度军事素养、能团结全党全军实现党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的代表人物。在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革命走上顺利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长征，11月底到达湘黔边界。在不到两个月的长征中，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这时，“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到湘西堵截红军的客观形势，极力坚持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红一方面军面临全军覆没危险。
在这关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中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的通道会议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具体分析了客观形势，批驳了错误意见，力主放弃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主张，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拥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一方面军从通道突然改向贵州方向进军，使蒋介石妄图在通道以北“围歼”红军的阴谋宣告破产，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也就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正确领导。”
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占领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从而再次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者欲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得以参予中共中央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决策，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贵州腹地挺进。12月底，红一方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在红军进军方向上再次发生争论，“左”倾教条主义者坚持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中央多数同志仍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5年元旦，红军突破乌江，直取遵义。
党和红军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才是红军百战百胜的保证。”长征途中关于红军进军方向问题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一次比一次明确地肯定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再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意见。这表明，由中央专门召集一次会议，集中地讨论关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开始的时候由秦邦宪(博古)主持，他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了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报告，仍然坚持“左”倾错误立场，竭力为“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辩解。随后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并就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将锋芒集中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上，针对秦邦宪（博古）毫无自我批评、强调客观原因、竭力推卸责任的辩解，列举大量事实，针锋相对，进行有力的批驳，尖锐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
接着，“王稼祥同志慷慨发言，他同意毛主席的讲话，指出博古（秦邦宪）、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这就是后来多次被毛泽东提及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的由来。
朱德、周恩来等绝大多数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改换领导，赞同毛泽东出来领导。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遵义会议最后一天，讨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等重大问题，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较短的时间内处理和解决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遵义会议的成功，既有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也体现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实事求是精神。
首先，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进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争论。毛泽东鉴于当时在长征途中，军事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而且红军长征以来，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已经为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在实践中觉悟到了，迫切要求批判和纠正。有鉴于此，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问题，将“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错误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去解决。
其次，善于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张闻天曾经是“左”倾错误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但一经认识错误，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毛泽东立即满腔热情地予以欢迎，与同志们一起，推举他在中共中央“负总责”。对于暂时没有认识错误的秦邦宪（博古）等同志，也保留其政治局成员的职务。
再次，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做出了重要抉择。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三
毋庸讳言，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组织形式上并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由于他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均已为中央领导人所公认；特别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长征中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经被遵义会议所接受、被中共中央所肯定，因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已处于核心地位。
从黎平会议一直到遵义会议前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回顾历史时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四运动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始终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代表着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十月革命以后，毛泽东积极组织新民学会，投身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青年，创建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力主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成为第一个奔赴农村的中共中央委员。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为失败中的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泽东的卓越贡献，还在于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且还在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完全有力量有能力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此，群龙得首，群英荟萃，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转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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