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的一天

    编者按

    他们是一群被称为“5+2”“白+黑”的人,电话24小时开机,有事随叫随到。

    他们是老师,也是“哥哥”“姐姐”甚或“爸爸”“妈妈”,但更是朋友。

    他们“浸”在学生中间,像是一双“隐形”的翅膀,急风骤雨,有他们遮挡;前路茫茫,有他们导航。年复一年,他们扶助一代代学子飞得更高。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高校辅导员。3月中旬,本报“走基层·蹲点”小组分赴北京6所高校,走近辅导员群体。在与他们朝夕相处、倾心交谈中,感受他们的积极热情、乐观向上,体会他们操劳的辛苦、育人的幸福。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刊登高校辅导员群体调研小组发回的报道。

    蹲点日志:硕大的双肩背包、大步流星的步速、对学生或温婉或严厉的谈话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辅导员杨熙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印象。有人抱怨,辅导员工作尽是小事,繁杂又琐碎。可我们想说,琐碎中见不平凡,他们是学生眼里的贴心人。

    让记者想不到的是,杨熙进入工作状态前的最后一件事是上厕所。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许多辅导员这样描摹自己,杨熙也不例外,“有时忙得一天没有上厕所的时间”。

    时针指向9点。尽管此前的杨熙已经查收了邮件、回复了学生来信、规划了近期工作,但她知道,一天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杨熙,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辅导员,负责2011级全体本科生,同时担任院分团委书记,还是兼管校理论学术中心活动的指导老师。

    “杨老师好!”9点刚过,早前和她约好商定班级评奖加分的几个大一学生探进了小脑袋。“同学们反映体育队和辩论队加分规则不一样!”“有同学咨询义务献血可不可以加分?”不大的办公室叽叽喳喳的,刚满18岁的孩子凡事都喜欢找杨熙。

    “老师,我想开个在读证明。”一个怯生生的女生打断了正在进行的会议,杨熙接过申请表,乐了:“怎么这么马虎,连表格都打错了。别再跑一趟了,就在办公室打吧。”一边和学生讨论,一边指导重新填表的学生,还不时接一下电话,辅导员任上5年,杨熙早已养成了同时干几件事的习惯。

    尽管每天的日程都有安排,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不,约了学生10点谈话,学生刚来,学工部通知紧急会议的电话也来了,杨熙只好将这次谈话安排在了去校团委会议室的路上。

    会还没完,杨熙收到了导师发来的短信。她有点儿坐不住了:“工作后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学校也鼓励辅导员继续深造。我现在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正准备毕业论文。导师刚发来一些指导意见。”刚开完会,记者跟着杨熙一溜儿小跑赶回办公室,给导师的邮件还没回完,校理学中心学生干部就来汇报工作了。

    看着汇报材料,杨熙有些生气,声调略显严厉:“上次的讨论结果都没体现出来,还有这么多错别字。做活动一定要有特色、有品牌,总是跟随别人,怎么能让同学真心参与?”

    一上午的时间眨眼就过。本想趁中午改会儿论文,可12点半还要参加学生读书分享会,杨熙连等外卖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匆忙赶到楼下食堂吃了几口。

    读书分享会是她布置给几个班的寒假作业。杨熙说:“现在的学生思想活跃,独立意识强,我们的工作不求一时见效,只求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四年八个学期,我相信一本书、一次讨论的共鸣也能对他们的人生有所帮助。”和班主任老师一起精心开出的书单里,既有《苦难辉煌》这样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籍,也有《资治通鉴》这样厚重的史书,让学生动情阅读、亲身体验成为实现思想引领的有效途径。

    “寒假我去了农村表舅家体验生活。质朴的农民感染了我,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生活的方向,就是要竭尽所能为他们、为国家做些什么。”发言的女生声音不大,却引来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上课时间又到了,这是校学工部组织的每月一次的辅导员沙龙,减压、打气之外,更多是交流和分享。会上,杨熙提出:“辅导员究竟是该站在学生前面引领,还是跟在学生屁股后面转,他们有什么我们学什么?一句话,怎么实现有效引导?”对此,辅导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有争论,也有共识。“累并快乐着,就是我们辅导员工作最大的魅力,学生的点滴成长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给双学士班毕业生开班会、给学生补录银行卡号、布置学生党支部活动……回到办公室的杨熙连水都没来得及喝,就又像陀螺一样转了起来。回到办公室,晚饭的点早过了。硕大双肩包里的吸奶器提醒她,除了学生,家里还有一个1岁的儿子,还要给孩子准备第二天的“伙食”。

    此时,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走了,杨熙注定不能“早”归,晚上,她还要去参加一场公益讲座,还要去走访学生宿舍……

    “今天儿子又见不到妈妈了。”杨熙有些挂念。（本报记者 丰 捷 王庆环 李玉兰 本报通讯员 邓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