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规范公权力行使，更加注重保护当事人权利

    记者：现行刑诉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改的。这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戴玉忠：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我国一直没有刑事诉讼法典。这三十年的时间，我国的刑诉活动主要依据的是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逮捕拘留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颁布了刑诉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刑诉法典。应该说，1979年的这部刑诉法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法治环境是相适应的。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加强立法。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形成了刑诉法、刑法两个法律草案，并提请人大会议审议。1979年的刑诉法分为4编、17章、164条，它确定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对后来的刑事司法活动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应该说，当年通过的刑诉法、刑法和重新修改的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是我国司法制度、诉讼制度，特别是刑事法制度一个重要的起点，具有里程碑意义。

    1996年3月，由于形势的需要，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刑诉法进行了修改，新增了几十条内容。那次修改有几个亮点：一是辩护制度。1979年刑诉法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活动写得不充分，1996年修改时对“辩护与代理”这一章作了很多改动，比1979年有明显进步。二是强制措施。1996年增加了12条新规定，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等等，都作了进一步完善。三是对侦查的内容作了修改，包括检察机关直接查办案件的规定等。四是对审判程序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1996年那次修改，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各种意见协调的结果。回过头来看肯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也才有了这一次的修改。

    记者：本次修改刑诉法，社会背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戴玉忠：1996年以来的十多年，刑诉法一直没有作修改。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这一治国方略写入了宪法。同时，1997年我国开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随着建设法治国家进程、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十几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司法公正、保护人权、提高诉讼质量等，成为人们共同的呼唤，这就对刑事诉讼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届全国人大，有2400多人次的人大代表和一个代表团提出了刑诉法修改的议案。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反复论证调研，启动了本次修改。

    记者：您认为这次刑诉法修改，将起到什么作用？

    戴玉忠：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共110条，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这是法治的一大进步。刑诉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它的规定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诉讼公正、司法公正以及国家机构权力的配置。尽管它是程序法，但体现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等基本问题，所以非常重要。

    总的说，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将进一步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更加注重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这对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有积极的作用。

    （本报记者 王逸吟 殷 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