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最重要”

    2012年,中国的科技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国际上,世界主要国家不断强化创新战略部署,围绕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资源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国内,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依然突出,从资源和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压力增大。

    “大道理就不讲了,我希望谈谈身边的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万钢委员脸上依然是惯常的谦和微笑。

    记者:目前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表现如何?

    万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能力快速提升。去年,全社会的研发经费达到8610亿元,其中企业投入占到70%以上,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正在形成。从科研产出方面来看,我国科学家的论文被引用数上升到世界第7位,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家对知识创新的贡献已经逐步为世界所承认。此外,我国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位居世界第三,技术交易市场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去年更是达到4760个亿——这说明,知识产生的成果正在向技术转变。

    但是,“阳光”背后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即科技怎样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变革。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第一点,就是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决策者,成为研发服务、研发组织活动和研发成果推广应用的主体——这也是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点。要为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特别是小微企业,要给予特殊照顾。这需要加紧产学研的结合,使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有机地融合起来。

    记者:在产学研结合方面,我国目前有没有好的探索或实践形式?

    万钢: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让产学研真正紧密地结合起来。目前,我们的院所和企业形成了很多联合体,它们之间的“围墙”正在一块块地缩矮;同时,一些新的创新组织也发展起来,当然,它们的目标并非生产某种产品,而是如何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创新,如何为不同的行业提供先进技术。

    华中科技大学就建立了一个研究院,把周边几千个中小企业联系起来,严格按照产品升级和管理要求进行当地适用性研发,再回到大学进行专业研究——这就打破了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围墙”。这是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你很难把它叫作研究所、大学或企业;但是这种新的产业组织符合我国改造升级产业,是一种新型服务。

    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个产业的改造升级,都会或多或少产生劳动力“挤出”效应,但同时产生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科技创新类现代服务业)又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所以,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必须同步进行,这样既可以提升整个服务业的劳动力水平,又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这是我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解决思路,是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点,也是我们在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谈到利用科技手段促进农业发展,很多人认为无非就是培育几个农业新品种。问题有那么简单吗?

    万钢:“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以保障食品有效供给。农业科技生产力首先表现在良种方面,其次表现为良法耕种,第三是机械化。其实还有第四种表现——深加工,即交易组织系统、商业模式。其中,种业在农业科技进步中所占比率大概是52%,农业机械化也比较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要低一些。需要强调一点,农业的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三者应协调发展,任何一者突进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反哺农业。

    因此,农业科技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并非培养几个农业新品种那么简单。而且,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还要靠农业科技人才,这又涉及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

    记者:在加快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科技人才如何才能更快地成长?

    万钢:在得到一个系统、完整的教育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承担任务,因为“骏马一定是在草原上跑出来的”。我国的农业科技一直发展比较快,农业科技人员贡献很大,就是因为他们扎根大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从青年人开始“育苗”,让他们及早承担科研任务、创新任务,敢于压担子、担责任,他们就一定能成长起来。此外,还有一个多元化人才的引进问题。今后引进人才,我想不光要引进留学生人才,还要引进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全世界科技人才,这对于创新的多元化和思想碰撞很有帮助。

    （本报记者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