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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2月25日 星期六

    非洲朋友你在广州还好吗

    ——来自基层的调研报道(之一)

    作者: 《光明日报》( 2012年02月25日 08版)
    天秀大厦 刘军摄
    图为加纳商人福兰克和他的中国妻子罗捷婷,在他们新开的店铺里。刘军摄

        近年来,随着媒体不断报道,非洲黑人成规模出现在广州的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仅通过“百度”搜索网站搜索一下关键词“非洲黑人在广州”,竟出现455万个搜索结果,而且每天还在快速增加。浏览一下页面,大多数网页对这一现象论述还是比较客观,不乏包容、热诚的态度。但是,坦率地讲,也有相当一部分论述是肤浅的、不宽容的,有些根本就是负面或者比较负面的,甚至有些网文还冠以侮辱性字眼。为了深入了解外国人、特别是非洲国家人员在广州的真实情况,记者一行专程赴广州深入采访。

        “中国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

        一个工作日的早晨,记者随着上班的车流,乘车来到位于广州越秀区小北路附近的天秀商厦,据说这里是非洲人最集中的地方。记者来到天秀大厦门口却发现商厦内外冷冷清清,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进入商厦,上下四层经营场所均以小商铺形式对外出租,经营商品以服装、家电、通讯器材为主。时间已是上午10点多,大多数商铺却没有开始营业,“难道真的像一些网文所说,自从2009年7月以后,黑人都被请走了?”狐疑之中,记者看到二层有一家卖穆斯林大袍的商铺开门了,商铺主人是一位中年男子,记者走过去以生意人的口吻与他搭话:“都10点多了,这里怎么没有多少客人?”

        “你们是北方人吧,一看就知道。黑人一般中午12点以后才过来,商铺一般11点以后才有人,我今天是有货要发,来得早点。”

        “这里什么时候非洲人最多?”

        “下午开始上人,晚上一直到11点是人最多的时候。为了做生意,连商厦也跟着黑人习惯改了营业时间。”

        “这两年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也不是太好,利是越来越薄了。最好的日子是2007年、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挣钱太容易。好多人那时候都发了,包括黑人。那批人现在都不做商铺了,都开公司了。”

        天秀大厦一层有两家咖啡馆,一家叫魔卡,另一家叫蓝爵。中午12点以后,咖啡馆里开始有人,一水儿的非洲朋友,一杯咖啡、一块面包,这是他们的早点,由此开始一天的生活。有的人端上一杯咖啡坐到靠窗的电脑旁,开始与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亲友视频对话,在这里上网一小时5块钱包括视频。

        咖啡馆门外有一个地道的土耳其烤肉摊,烤炉上的牛肉卷羊肉卷此时已发出吱吱的声音,烤得正好。由于寒流侵袭,广州气温降到10摄氏度以下,应该是一年里最冷的了。烤肉的是两个小伙子,衣着单薄,一边等着客人一边剁着脚。看肤色及长相像北非人,记者过去与他们打招呼。为了得到他们的接纳,我们顺便买了一份牛肉薄面卷,25块钱,包括番茄、洋葱及辣椒酱。

        通过交谈,记者得知两位小伙子来自埃及,一个叫阿里,另一个叫纳比。记者问他们:“怎么来广州干这活?”阿里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我们国家人口太多,好多人找不到工作。两年前来到广州找到了这份烤肉工作,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无依无靠,但也比在国内无事可做强。”

        纳比则不同,在广州留学3年,能说比较流畅的汉语和一些广东话。纳比说,埃及政局动荡造成社会很混乱,青年人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份工作,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回到埃及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喜欢广州这个城市,打算先干点活生活下来,然后再找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

        在天秀大厦底层一家快餐店,记者遇到5天前才到广州的马里女商人拉玛,她正在和一位同乡摆弄刚刚买来的新款手机,爱不释手。拉玛身材不高,戴着在非洲非常时髦的深棕色假直发。除法语外,拉玛还会说英语,言谈话语中透着商人的干练。她当晚就要返回马里了,但似乎还沉浸在“第一次发现中国”的亢奋状态中,边说边笑,与周围那些“非洲老广”形成鲜明对比。

        拉玛告诉记者,此前一直从美国和中东迪拜进货,后来通过在广州经商的同乡介绍决定来广州试试。来广州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周,除了天气比她的国家冷一些,广州的一切都令她满意。她喜欢这里的环境、这里的人、这里的货物,她说:“中国比我想象的好多了。”首次中国之行可谓满载而归,她买了沙发、电器,还有一些布料,加上此前在美国和迪拜进的货物,能卖上一年了。她对从中国进的货物感到满意,尤其喜欢中国的家电和服装布料。“一回生两回熟。”拉玛说下次来要进一些中国的手机,“智能手机”,“太棒了”。拉玛表示,她不用在广州常驻,这里有同乡,他们可以成为自己在广州的合作伙伴,但明年还要来广州,好好看看中国。

        “中国让我过上富足生活” 

        记者在小北路一家咖啡馆,用法语打开了奥斯马·内萨雷的话匣子。奥斯马6年前从马里来到中国做生意。

        今年37岁的他告诉记者,因为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中学毕业后就到美国闯荡,在美国做了3年多的生意,主要是从美国进货到马里卖,积累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他偶尔从在广州经商的马里同乡那里听说在中国做买卖比在美国有赚头。于是没有过多久,广州成为他冒险生涯的另一个天地。与大多数非洲人一样,奥斯马主要在中国购买服装,大约占他全部进货的70%左右,另外30%是小家电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几年下来,奥斯马靠自己吃苦耐劳,不仅生意越做越大,还结交了一批中国朋友,“用耳朵”学会了一些中国话,现在已经能够与广州人简单交流了。

        奥斯马告诉记者,在马里有一种说法:马里人是非洲的犹太人,意思是说马里人像犹太人那样精明,善于经商,但他觉得马里人更像中国人。选择在中国经商,而且一住就是6年多,主要是因为这里好赚钱。他觉得,尽管现在全球经济,尤其是欧洲的经济不景气,但对他的经营影响并不太大,无论如何,人总要穿衣,而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价格只有非洲的三分之一,非洲人可以接受。

        奥斯马说他已经有6个孩子,第6个孩子是去年年底妻子来广州探亲时生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暂时在广州和他一起生活,其他5个孩子在马里老家巴马科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说到非洲人在广州的生活状态,奥斯马说,在广州的非洲人来自不同国家,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一多事就多。有事就会找自己同胞中的“能人”提供帮助,为了帮助自己的同胞,也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像中国人到了外国一样,非洲人建立起自己的社团组织,并且推选出德高望重和来华时间比较长、会说中文的人组成了“管理委员会”,不论是非洲人之间发生矛盾还是非洲人与中国人产生纠纷,一般由“管理委员会”负责出面调停或交涉。平时,非洲人之间都能够和睦相处,大家相互走动,尤其是结婚、生孩子或老家来人,大家都要聚会庆祝一下。

        谈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奥斯马说,按照马里的宗教和风俗,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但他至今仍只有一个老婆。奥斯马笑着说,早先是家里太穷,娶不起更多的老婆,后来则是中国朋友“帮助的结果”,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很好,加之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在中国的耳濡目染,他已经自觉自愿地决定“从一而终”。他笑着说,在国外生活就是要“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和风俗习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也可以算是在广州经商赚钱之外的另一个收获吧。

        奥斯马说,在广州经商的非洲人虽然各自有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但总的来说,与中国人的交往主要是商业上的关系,与中国人交知心朋友不容易。非洲人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文化、种族、语言的巨大差异,迫使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人们往往看到非洲人经常聚在一起,泡在酒吧和咖啡馆里,实际上他们很孤独,很喜欢与中国人交朋友。

        奥斯马认为,非洲人与中国人一样注重家庭生活和孩子教育,但遗憾的是,广州没有非洲人学校,而非洲人又无力开设自己的学校,孩子上学成了问题。因此,在广州经商的大部分非洲人只好把到了学龄的孩子送回非洲接受教育,这又造成了孩子和家长分离,给家庭生活带来不便。还有,由于广州没有非洲人公墓,非洲人一旦在广州去世,只好将遗体运回本国安葬,手续繁琐,还要花很大一笔钱。奥斯马认为,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广州给非洲人开辟一块公墓。

        奥斯马说起自己最大的理想:“早些把钱赚够,把中国的业务交给信任的人打点,我回到马里享受生活。但赚多少钱是够?我也不知道。”奥斯马还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已在马里首都巴马科郊外建起了自己的新住宅楼,就在中国援建的“第三大桥”旁边。他说,“是在中国的事业让我过上了富足生活”。 

        福兰克夫妇的幸福生活

        在天秀大厦二层,记者看到一位非洲人坐在经理室里正忙碌,待他有空闲时,我们与他攀谈起来。他来自加纳,名叫福兰克,在天秀大厦二层与他太太一起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在一层大厅还开了一家国际电讯服务公司,雇有好几名中国人。

        健谈的福兰克自豪地说他太太是一名广州姑娘。平时,都是他太太在这里管理日常业务,他大部分时间则是在非洲、欧洲、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在伦敦有自己的办公室。他的主要业务就是利用伦敦的物流条件,将非洲客商在中国、主要是在广州珠三角地区采购的货物运往非洲,也就是他所说的:“我们非洲兄弟在广州买好了货,找人托运回国,又怕运费太贵或者时间不确定。好吧,就交给我吧,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联系空运、快递、或者海运,只要把货交给我,告诉我正确的地址和收货人,一切就OK了。”

        说着,福兰克就带我们到一楼,把他太太介绍给我们,看着福兰克热情开朗的表情,与记者来广州之前所听到的,关于非洲人对外人有防备心的说法完全不同。

        福兰克的太太叫罗捷婷,是一位开朗漂亮的广州姑娘。罗捷婷说,她2006年刚来天秀大厦打工的时候,一句英语不会,“但我不怕,也不信那些对非洲人的传言。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这里的非洲人,学习他们的语言。后来碰到了福兰克,我觉得我跟他就是有缘,我们俩人接触没有什么文化隔阂,我好像就是他们那里的人。很快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五岁,一个女孩三岁,我们很幸福。和天下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我们也有拌嘴的时候,都是福兰克让着我,我想是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吧。”说到这里,罗捷婷脸上充满了自足真诚。

        罗捷婷说,她与福兰克结婚有孩子后,这两年都带着孩子到加纳看望他的父母、两个姑姑及姐姐妹妹。“我觉得加纳虽然是个非洲小国,但是他们那里民风很好,很尊重女性,老夫老妻还拉着手上街。他们那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的。每年,他们这个大家庭都要找一个地方聚会,大家很注重亲情,他们还准备来中国与我们聚会。我真盼着那一天。”

        福兰克满足的生活中也有苦恼。他很郑重地用英语强调,企业的诚信太重要了。他举例子说,非洲客商在广州看好了一款睡床,款式很好,在非洲一定受欢迎,于是就使劲砍价,中国客商为了拿下这单生意也将价格压得很低。谁知当货物远涉重洋到了非洲,打开货柜一看,睡床只有床框没有床垫。这里面有非洲客商的因素,便宜、便宜、再便宜,也有中国客商的因素,很低的价格怎么赚钱?最终受损的是中国货的信誉,中非双方都没有受益。这是因为有好的价格,才有好的产品,没有好的价格,就不会有好的产品。也就没有诚信。(本报记者 马晓毅 刘 军 吴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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