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农民工的“城市梦”

    “知心工友三五个,灯光暗淡围着坐;拼凑几块木床板,一瓶散白轮着喝……”来自吉林省德惠市的杨成军被很多人称为“农民工诗人”。今年48岁的他，脸上写满沧桑。23岁那年,杨成军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从此,他只能弯着腰走路。杨成军从小就喜欢诗歌,《我是一个建筑工人》、《哥们儿,别想家》等一系列诗歌的发表,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从激励过很多人的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到“农民工诗人”杨成军,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追求与表达的缩影。

    以文化融入弥合二元体制

    据了解,我国进城务工者数量目前已超过2.4亿人。“自上世纪打工潮开始,就有文学爱好者一边打工,一边记录自己的打工生活,涌现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小说家、诗人、歌手、戏剧导演和民间艺术家,如安子、王十月、郑小琼、许强、孙恒等。”中央党校研究员刘忱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莫荣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农民工自身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其稳定性特征日益明显——一是在流入地居住趋于长期化;二是就业形势日趋稳定;三是流动“家庭化”和居住的“稳定性”趋势明显。今天,农民工兄弟期望获得更加公平的劳动权益、更合理的工资、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更多的精神文化追求。

    据了解,2011年,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其中指出,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城市化进程中破解难题

    近日,安徽省宣布,该省将完善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措施,采取过渡性办法,逐步取消定点学校,实现就近入学。

    当前,农民工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问题等已成为各地关注的热点。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重视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生活问题,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在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

    截至去年6月底,参加全国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已达6555万人,全国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续72万人次,办理跨统筹地区转续医保关系44万人次。保障制度的完善让流动的务工人员吃上了“定心丸”。

    “需要看到,城市化不只是农民生产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强调在人的发展上得到较大改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说。

    从制度层面构建长效机制

    莫荣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认同感、生活方式等方面已率先融入城市。然而,受现有二元体制的制约,“农民工”身份使他们处于社会的夹心层,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市民化”过程中依然面临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显性障碍,以及就业歧视、婚姻、交友等隐性障碍。

    2011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谈及农民工问题时表示,宅基地和承包地是农民工最大的社会保障。中国应该根据城市的承载能力,逐步地先解决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有固定职业、有固定住处、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的农民工的户口问题。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使劳动合同监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和就业援助具有了法律依据。”莫荣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是与子女教育、低保、廉租房等各种权益和保障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我们继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普惠、均等、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同时加强制度衔接,加快均等化进程,最终实现城乡一体保障。（本报记者 冯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