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感受“严寒的冬天”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序幕刚刚拉开，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地震，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相继发生政治变局，中东再度成为世界局势的晴雨表。表面上看，阿拉伯大变局似乎与以色列没有直接关联，但其产生的连带反应却使以色列措手不及，使以色列的外交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阿拉伯大变局使以色列人越来越感受到自身正面临着一个“严寒的冬天”。

    犹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命运多舛的民族，渴望和平与安宁的生活一直是他们最炙热的梦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从阿拉伯半岛迁徙到土地肥沃、河渠纵横的两河流域，居住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名城乌尔（今伊拉克南部巴士拉附近）。由于不堪忍受古巴比伦国王的宗教压迫政策，他们在族长亚伯兰（后尊称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渡过幼发拉底河，辗转进入迦南人居住的迦南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

    希伯来人定居迦南后，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公元前18世纪末，喜克索斯人攻入埃及，并建立了喜克索斯王朝。这时迦南发生了严重饥荒，希伯来人开始西迁埃及，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歌珊地区，在这里平静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公元前16世纪，喜克索斯王朝被推翻，统治埃及的新王国法老把希伯来人贬为奴隶。特别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任意屠杀希伯来人，规定希伯来人的新生男婴必须溺死。在生死存亡时刻，民族英雄摩西率领希伯来人于公元前1230年（一说为公元前1250年）逃离埃及，开启了重返迦南的艰难历程。“摩西出埃及”的壮丽景观也成为人类摆脱奴役、寻求自由的象征。从返回迦南到扫罗称王（公元前1023年）的这段时间在《圣经》中被称为“士师时代”。扫罗死后，犹太历史进入大卫、所罗门称王的统一王国时期。之后，王国分裂为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前者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后者也于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王国攻陷，大批民众、祭司和王公大臣被掳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吞并新巴比伦，居鲁士大帝允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此后，犹太历史进入异族统治时期，先后经历了波斯统治、希腊化时期和罗马统治。为了反抗异族压迫，犹太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特别是公元前166年的马卡比起义、公元66年的犹太战争、132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古典英雄主义篇章。公元135年，犹太人的起义彻底失败，罗马帝国把他们赶出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被夷为平地，从此，犹太人开始了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时期。

    犹太人的散居史既是一部充满歧视与迫害的受难史，也是他们追求自由的抗争史。19世纪末，基于种族主义的反犹思潮不断升温，特别是纳粹政权的建立，使欧洲犹太人经历了炼狱般的灾难，600万无辜生灵亡命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之下。刻骨铭心的民族灾难更激发了民族意识。犹太难民的现实问题、民族家园的既成事实、国际社会对大屠杀的普遍反思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为以色列国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庄严宣告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国诞生，这是“从大屠杀的灰烬中锤炼而出的金凤凰”，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巴勒斯坦的政治地图。

    然而，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凌晨，外约旦、埃及、伊拉克等阿盟国家立即对以色列进行了攻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自此之后，中东地区可谓十年一战、冲突不断，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兵戎相向、战火连绵，接连爆发苏伊士运河战争、六五战争、赎罪日战争和黎巴嫩战争，使阿以冲突成为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冲突之一，中东成为“全球火药桶”的代名词。   

    五次中东战争从整体上看是以色列占了上风，但战争对国民心理却造成了巨大创伤。与此同时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渺茫无期的和平前景，使以色列社会与国民的承受力越来越脆弱，许多人厌倦了这种兵营式的生活，“倒移民现象”的出现就是例证。

    目前以色列的主要忧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埃以关系岌岌可危。埃及是中东第一个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国家，埃以双方努力维持了长达30年的和平，极大缓解了以色列的安全形势。但2011年年初的埃及剧变导致穆巴拉克政府倒台，埃及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废除《埃以和平条约》的呼声，为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特别是发生于2011年9月9日的埃及民众冲击以色列大使馆一事，更是自1979年埃以签订和平条约以来两国爆发的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第二，以土关系严重后退。2011年9月2日，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宣布将土以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别。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也警告说降格外交关系仅是第一步，土耳其将视情况采取进一步报复措施。更让以色列不安的是，9月12日埃尔多安对埃及进行访问，这是15年来土方领导人首次访埃。土耳其本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但自从2008年以色列对加沙实施“铸铅行动”后，土耳其多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的不满。内塔尼亚胡虽然表示将努力使土以关系尽快恢复正常，但目前尚未看到好的转机。

    第三，约旦民众严重抗议。约旦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2011年9月14日，为应对约旦可能爆发的抗议活动，避免类似埃及冲击使馆事件的再度发生，内塔尼亚胡决定提前撤回驻约旦使馆人员。此前因为维基解密网站公布资料显示，美国有意将约旦“变成巴勒斯坦难民之家”，已经引发了约旦民众的反以情绪。

    第四，巴勒斯坦“入联”。2011年9月23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正式向联合国递交申请，要求成为联合国第194个会员国，包括埃及、土耳其在内的120多个国家和组织已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这一行动无异于一颗“外交炸弹”。

    第五，来自伊朗的威胁依然存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于2011年2月23日允许两艘伊朗军舰顺利通过苏伊士运河，这对以色列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对于以色列来说压力不仅仅来自中东。奥巴马上台后调整了中东战略，美以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磨合期。在以色列看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接触伊朗、向阿拉伯世界示好、要求启动中东和平进程等都为美以关系蒙上了阴影，以方也通过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渠道表达了对奥巴马政策的不满。正是上述一系列因素导致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恶化。

    从内部情况来看，阿拉伯人的不断反抗加剧了以色列政府的忧虑感。特别是1987年“因提法达”（“intifada”的译音，意为“暴动”、“起义”，特指巴勒斯坦人的反以色列起义）的发生，不仅加剧了以色列社会的分裂——以色列犹太人与70万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分裂，而且促发了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膨胀，在被占领土上，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都加入了起义。

    “人体炸弹”对以色列人的精神打击也极其严重，瓦解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安全理念。巴以和平进程启动之后，安全问题一直是谈判的焦点，双方在历次签署的协议中都对安全问题作出承诺。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由于巴以冲突加剧，一段时期，不仅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受到袭击，针对平民的自杀性爆炸也几乎遍布以色列全境，尤其是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等心脏地区接连出事，街道、咖啡馆、娱乐场所、甚至大学都成为袭击目标，这一切无不冲击着以色列人的心理防线。不仅如此，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也多选择在犹太人安息日或其他宗教圣日，使犹太人的宗教热忱与传统价值观面临严重挑战，因此常常激发更大的愤怒与恐慌。

    不可否认，长久以来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边境与文化冲突已使中东人民积怨太深，但历史告诉我们，尽管风云难预、变化无常，人们求和平、求理解的情怀却不会变。2003年，著名的美国学者、犹太裔律师阿兰·德肖沃茨出版了一本题为《以色列的实情》的著作，引发广泛关注。在该书的结尾作者写道：最重要、最持久的和平举措应该是基于这样的态度：巴勒斯坦领导人不再教育他们的孩子仇恨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不再出版删除了以色列国家的中东地图；以色列领导人不再鼓励定居者，引导那些人不再沉迷于包括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在内的大以色列蓝图，这样双边协议才能达成，伟人的握手才能结出和解的果实。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