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家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工作时，我有幸接触胡乔木，聆听他的教诲与指导。他既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又有专门家的广博学识，而且这两者又是高度结合着的。他对出版工作的指导，从不停留于一般号召和原则指示，而总是联系实际，体现在对方针的阐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对书稿内容的要求和出版队伍的建设上。这样的领导人，真是难得，也难忘。

    2012年6月1日是胡乔木的百年诞辰，我谨以此文表达我对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思想理论战线卓越领导人的敬意与思念。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丛书》），源于1958年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翰伯领导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规划的书目,以单行本陆续印行。陈翰伯被商务人公认为这项事业的奠基者。改革开放后,在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主持下重新规划,以系列学术丛书于1981年启动、1982年出版第一辑50种,按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语言学五类，分别以橙、绿、蓝、黄和赭五色在书脊标明。经几代学人和出版人共同努力，现已出版十二辑500种。这套译丛，经有序扩充而成为以外国古代及近代为主兼及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外的哲学社会科学代表著作译丛。所收各书的作者大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归纳者、宣传者和创造者，反映了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的精神世界（陈原语）。由此，《汉译名著丛书》被誉为借鉴和吸收外国有益学术文化的基础性重大出版工程，是商务印书馆响誉中外的著名文化品牌。

    这套《汉译名著丛书》的编选与出版得到胡乔木的一贯支持和精心指导。

    据陈原回忆，胡乔木看到1982年出版的《汉译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后，“显得很高兴”；一年后得知第二辑正在印制时说：“这样就好，要认认真真地去做”。

    在胡乔木看来，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是一件大事。1984年3月14日向邓小平汇报思想工作时也不忘谈及此事，说很多世界学术名著我们都没有翻译出版，可考虑在美国设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从事这项工作。邓小平表示赞成：“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邓小平年谱》下集第966页）

    胡乔木对《汉译名著丛书》的出版进度更是挂在心上。1991年11月28日写信给陈原：“商务近年所出汉译世界名著，很久没有收到过，请告商务将有关目录寄来，以便圈选索要。”《胡乔木书信集》收此信时，编者加注：“应胡乔木要求，商务印书馆总编室给胡乔木分批送去汉译世界名著目录。汉译世界名著因有些书已售完，没有送全。”陈原在回忆时说：“对此，我至今引以为憾”。

    据我所知，胡乔木对《汉译名著丛书》比较系统地讲过两次意见。

    一次是1984年对陈原讲的。

    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香山召开有著名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泛谈学科的趋势和出书的设想。会前，胡乔木就《汉译丛书》选材方针向陈原讲了意见，经陈原整理送胡乔木过目，他还作了修改，但叮嘱不要说是他讲的，听听学者们的反应再作修改。我应陈原之邀，参加了这次香山会议，了解一点实情，陈原在会上讲时又有所“暗示”，学者们也有所“察觉”。据陈原著文回忆，胡乔木此次所谈主要内容有：古典名著，世有定评，为数不多，应尽量把内容重要而未译出者列入规划；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主要为18、19世纪）的著作，品种较多，宜选择学术性较强对社会发展起过作用的代表著作，也可选择一些学术性虽不强但资料丰富的著作；本世纪西方和日本（东方）各派学术著作，为数更多，选译更要看重学术性；要注意选择一些大学问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罗素的书译出不少，还应译出他的三卷本《数学原理》）；要努力写好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的译者序言，其中包括作者生平，主要贡献，本书的学术地位和作用，不足之处和局限性等的分析评论。（据《陈原出版文集》第424-427页）

    另一次是1989年12月4日对商务印书馆召开的《汉译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的祝贺信。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编辑部：

    祝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编辑出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译校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值得全国学术界、知识界和读者的深切感谢。

    现在希望这次召集的座谈会将对过去的工作作出恰当的评价，对今后进一步发展这一工作的计划进行广泛深入无拘束而有成果的讨论。个人意见，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些（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重要社会运动、重要民族运动的历史和现代研究，重要历史著作，各门学科史著作和科学基本理论著作，各种艺术史著作和艺术基本理论著作，外国对中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的权威著作，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等等，有待介绍的著作很多很多）；翻译者可以不限于国内；台湾香港等地已有较好的汉译名著可设法出版；国内亦可以考虑由几家出版社经过协商联合出版，以利事业的推进而免工作的重复；如情况许可，可出普及版（甚至缩写版，但要有严格限制，以免粗制滥造）；为了推进这项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建议由国家设立基金和保障奖励制度。当然，提出这些建议很容易，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但是说说或者比不说好，姑且写出，权当贺礼，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也。

    祝到会的各位学者、专家、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活动顺利！

    胡乔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据胡乔木手迹复印件排印）

    《汉译名著丛书》曾屡遭质疑和责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启动时，就有人告状，说商务“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在80年代末继续规划出版时，用分管其事的副总编辑的话说，恰似“荆棘载途,形格势禁”。1989年11月2日，商务特向其主管机关新闻出版署报送长篇请示报告，详尽说明《汉译名著丛书》的编辑缘起与进一步规划的必要，会议的指导思想与解决的问题，该说的政治原则都说了，该划的思想理论界限都划了，最后以早日实现小平同志用几十年时间完成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的设想结束报告。新闻出版署对商务此举是赞成和支持的。我认为，我们始终要遵循党的批判吸收一切有益文化的一贯方针，只是要在实施中适当选择和写好序文，因而批准了商务的报告。

    为开好这次会议，取得胡乔木的进一步支持十分重要。我和陈原分别给胡乔木写信，向他汇报召开西山会议事，请他亲临指导，或对会议作出指示。胡乔木体察下情，适时发出祝贺信。《胡乔木书信集》编者为收入此信所加注释说：“胡乔木一直很为关心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曾多次就商务出版学术名著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问题，系统地作过指示。1989年冬，胡乔木正在外地观察，当他得知商务印书馆要在山西（笔者注：此处有误，应是北京西山）召开有许多学者参加的汉译学术名著长期规划会议时，立即写了这封情词恳切的贺信，表达了对长期规划的意见。”（《胡乔木书信集》779－780页）这封信反映了胡乔木对编选出版《汉译名著丛书》的一贯思想，更说明他对《汉译名著丛书》的支持与指导不因国家政治形势发生某种变化而改变。西山规划会开幕那天（12月5日），中宣部副部长李彦、龚育之和我都出席并讲话，代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对会议和这套大书编译出版表示支持和祝贺。我强调，胡乔木信对《汉译名著丛书》的选题规划和出版方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落实中有什么困难，“就由我们来协调”；要像胡乔木信要求的那样，以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规划进行“广泛深入无拘束而有成果的讨论”。胡乔木信受到与会学者热烈欢迎与好评。“无论大会小会，学者们开门见山，各抒己见，讨论非常融恰”。（商务《汉译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纪要》）会议是开得成功和圆满的，为充实和调整规划取得了建设性成果。应当说，在当时情况下，胡乔木充分肯定《汉译名著丛书》“在编辑出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称赞《汉译名著丛书》是“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些”及所列各个方面，“译本要有较好的序言”，在翻译出版等方面注意发挥台港及海外的力量和资源，由国家设立基金和保障奖励制度等，都对会议以及其后实施中的统一思想、排除各种思想干扰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结束后，即1989年12月15日，新闻出版署就通过《新闻出版要情》，以《胡乔木同志对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提出重要意见》为题，将祝贺信全文报送中央。

    《汉译名著丛书》启动初期，重点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著作（有时也成为应对质疑和责难的盾牌），遵照胡乔木和学术界的意见，选题逐步有所拓宽：（1）下线放宽到第二次大战之前；（2）加强东方世界如印度、日本的名著移译；（3）扩充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语言学和某些边缘学科及科学哲学名著；（4）继续加强序跋、索引和注释工作。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在2009年，为庆祝建国六十年，隆重推出《汉译名著丛书》珍藏版十辑400种，获得学界高度评价。此后又以珍藏本为基础，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共计五百种，分科出版，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商务还制订了《汉译名著丛书》2000种长远规划，争取在2020年前完成。

    写到这里，应当说，《汉译名著丛书》取得今日之辉煌，是数以千计的相关学者和出版人对我国思想理论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已经辞世的胡乔木、陈翰伯、陈原等前辈最好的纪念。

    （作者曾任原新闻出版署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