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之忧

    前不久，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辽宁居民往银行里存了1723亿元人民币。加上以前存款，粗略估算，每户辽宁居民在银行里有10万元存款。今年60岁的沈阳市民张涛说,早几年攒钱是为了给儿子上大学，现在儿子成家了，更要攒钱了，一是准备养老钱，二是给孙子攒学费。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攒钱，不只为儿子，还要为孙子。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养老，还要考虑下一代的教育。这不仅反映了中国百姓传统的存款偏好，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仍处于初级阶段，普通居民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教育、医疗、养老，哪一样能离得开自家储蓄？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世界都在为提振消费煞费苦心。收入乃消费之源，提高居民收入自然成为当务之急。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明显。令人欣喜的是，上海、山西、吉林、黑龙江、山东、海南、内蒙古等共计18省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两项数据双双“跑赢”GDP。

    表面上看，人们收入高了，就应该愿意多消费。而在中国，却并非全然如此。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3元上升到了21810元，增长了63.5倍。而居民消费率反而从1978年的48.8％下降至目前的30％多。越来越多的收入沉淀下来，变成储蓄存款，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成为世界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高储蓄”与“低消费”，这一中国特有的“怪圈”被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形容为背离经济规律、难以解释的“谜团”，而在许多中国百姓看来，“高储蓄”与“低消费”又不得不成为一种必选。

    相比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更多。央行刚刚公布的数字显示：2011年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中，城市消费15.69万亿元，农村消费2.43万亿元，城市消费是农村消费的近7倍。也就是说，人口与整个欧洲相当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其消费力不到城市的17%，人均消费只有城市的六分之一。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养老难，种种难题制约着农民的即期消费。这就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均衡公共资源的分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健全社会保障。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城市，这给提振消费带来难得机遇。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越“50%”，这意味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据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人，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

    另一方面，与城镇化有关的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如何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如何解决数千万留守儿童的问题？住房、医疗、养老问题怎么破解？在国家财政收入已破万亿元的今天，我们期待更多支出用于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让大家对未来拥有更加安全与稳定的预期。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