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人说,古代中国没有管理学。其实,古代中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深刻的管理理论,前者如筑长城、挖运河,后者如“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是早熟的社会,现代很多思想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萌芽,就像古希腊已有了此后各种思想的萌芽一样。
政治经济学也一样。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无人研究政治经济学,其实,有这么一派人,很早就做着类似的工作——他们研究政治和经济间的关系,既利用政治手段宏观调控市场,也利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既使政治从经济中体现出来,也使经济带上政治色彩。他们就是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轻重家”。
关于“轻重之家”,《管子·轻重甲》中有这样的记载:管子劝谏齐桓公说,当国君的,如果不能分散屯聚的粮食,调节价格的高低,将积聚太多的财富分散给贫民,人民就不能生活。齐桓公于是问:我要调节财富,将财富分散给贫民,怎么实施呢,谁能做到?管子答:只有“轻重之家”能够做到。桓公就去周下原请“轻重之家”癸乙。癸乙说:只有好心的人才能做到这些,“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有好心,就可以做到让物品流通,降低价格,使人民得到好处。这样,人民归顺就像流水一样。
这里明确提出了“轻重之家”及其代表人物——癸乙。
轻重家也属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思想学说没有像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一样流传开来,只能在典籍里去品读了。
“所谓轻重,就是钱的问题。粮价贱(轻),伤农业;粮价贵(重),伤末业”
“轻重之家”,主要见于《管子》一书的《轻重》十六篇。作为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管子》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轻重家的思想,此外,《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和《汉书·食货志》等典籍中也有相关记载。
什么是“轻重”?简单地说,就是钱的问题,也就是粮食与其他生活用品的比价。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称为“轻重”,是因为粮价贱(轻),伤农业;粮价贵(重),伤末业。末业指商业、手工业等。末业受到损失,没有人愿做工买卖,财富就增加不了;农业吃亏,就没有人愿意开荒种庄稼了。只有保证了粮价平稳,农业和其他行业才能得到好处。因此,政府要想办法控制粮食的价格,治理国家必须掌握“轻重”。
“轻重之道”的含义,至少有这么几点:
——把握好粮食与生活用品的比价,使各行业皆得利;
——根据土地厚薄不同,用政策来调剂余缺,“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
——根据年景好坏、收成情况,进行合理调剂;
——对商贾投机获利、损害民众利益造成的贫富差别扩大,利用财政实力进行调剂;
——物的多少与聚散会影响价格贵贱,政府应审时度势协调物价;
——根据能力为百姓安排工作,使其获取相应的报酬;
——君的轻重在于得到多少民众的拥护;
——“衡无数”,物价是变动的,轻重的标准不能固定,应随时变化。
从这八个方面来看,“轻重”的基本思想就是调节价格,保护各行各业的利益,从而防止少数人垄断市场,造成不公平的现象。“轻重”主要是经济问题,也涉及政治、外交等其他领域。
古人是这样运用“轻重”原理的
在《管子》的《轻重》各篇中,讲了许多运用“轻重”原理的故事。这些运用是否合理,有待分析评论。下面举几个例子。
▲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管子·轻重乙》载:齐桓公问: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价格?管子说:价格贵贱不是可以调节吗?屯聚物资不是可以提高价格吗?我建议您下令,要求各级官员都储藏一定量的粮食。官大的多储存,官小的少储存,商人也必须储存。这样,粮食的价格就提高了,农业的利益就大了,既能为国家储备粮食,又能增加农民的利益。
▲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管子·轻重戊》载:齐桓公要收服鲁梁一个小国,问管子有什么办法。管子说:鲁梁国有生产织物绨的传统,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我建议您带头穿绨,并令大小官员和百姓也都跟着穿绨,同时要求鲁梁国来提供所需的绨。这样时日一久,鲁梁国就会全力生产绨,不知不觉荒废了农业生产,影响国力。
桓公很高兴,几天后就开始穿绨服,并高价向鲁梁国收购。鲁梁国君一看,这下就算不向人民收取赋税,财政都足够了,非常高兴,就动员人民积极生产绨。
眼看着鲁梁国无人再忙农事了,管子就建议桓公和全民改穿帛,不再和鲁梁国交易。十个月后,桓公派人到鲁梁国察看,发现他们因为放弃农业,陷入饥荒。齐国开始向鲁梁国供应粮食,并规定:鲁梁国的人来买,十斗百钱,齐国人来买,十斗十钱。不久之后,鲁梁国的人民有百分之六十入了齐国籍,连鲁梁国的国君也请求加入齐国。
我们应该用警惕的眼光看待这个例子。这是富国利用经济手段颠覆其他国家的做法,带有欺骗性质,可以说是巧设圈套引对方步入歧途,走向灭亡,属于典型的经济制裁,是经济霸权的表现。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是合法的,似乎也没有道德规范可以约束它,但在今天是应当谴责的。正如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从孟子开始,儒家认为管仲施行的是霸道。
▲以名利激励军士。《管子·轻重乙》载:管子建议将一年所收的租金四万二千金全部奖赏给军士。桓公同意,便设坛召集军士。管子向军士宣布:“谁能冲锋陷阵,奖赏一百金。”三问之后,才有一人持剑上前,问:“多少人的队伍?”管子说:“一千人。”“千人的队伍,我能陷阵。”管子就赏赐他一百金。管子又问: “谁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得到敌军大将的首级,赏黄金千斤。”这次应声的共有十人,每人都得到了一千斤黄金的赏赐。其余凡自说能够在外杀敌的,都赏给黄金十斤。一早上的“预赏”,四万二千斤黄金很快分光了。
还没有立功,仅仅表个态,就给予重赏,齐桓公很不理解。管子说:“您别怕!赏赐后,军士没有投降的心,一旦出兵,就能取胜,好处远不止四万二千金。”果然,不久之后,齐桓公举兵攻莱,战于莒,大胜,破敌军,兼其地,俘虏其将领。
轻重家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有两面性,以管仲为正面代表,以王莽为反面代表
到了汉代,轻重家在大一统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汉书·食货志》开头就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食货是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化的基础。班固就是从政治视角来看食货。他还在《汉书》中肯定了魏国的轻重家,认为他们在魏国发挥了好的作用,使魏国富强起来。
汉文帝时,贾谊建议驱民归农,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积贮,就“可以为富安天下”,并从铸钱的角度讨论轻重问题。晁错则从粮食的角度讨论轻重问题,提出“贵粟”的建议。实行以后,果然天下大富,形成文景之治。
此外,汉武帝末年的御史大夫桑弘羊、汉宣帝时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都是当时有成就的轻重家。
如何评价轻重家的历史作用呢?
儒家对轻重家的评价不尽相同。孔子认为管仲能够不用兵车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有功的。到了战国极乱之世,孟子则认为轻重家推行的不是“王道”而是“霸道”,不值得提倡。
班固认为,轻重家在古代“民赖其利,万国作乂”,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汉武帝时,轻重家政策“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王莽时,“制度失中,奸轨王权,官民俱竭,亡次矣”。也就是说,轻重家在不同的政治局势下作用不同。政治局势好,吏良而令行,他们会起利国利民的好作用;政治局势不好,政权干预经济,反而会民不聊生,甚至亡国。因此,轻重家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有两面性,以管仲为正面代表,以王莽为反面代表。
可见,在我国古代,儒家是政治道德家,法家是法律政治家,轻重家是政治经济家。儒家讲德治、仁政、王道,主要关注和研究政治道德的问题,以及由道德引出的教育与文化的问题;法家讲以法治国,以法为教,“一断于法”,讲的是政治法律问题;轻重家讲的则是用法令从宏观上调剂经济、控制市场,保证各行业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所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三方面结合,才能治理好国家,缺一不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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