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筑梦人生

    他是新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是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世界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然而，这位已经89岁高龄的建筑大师却异常谦逊：“我的作品不多，都是大家一起做的。”

    吴良镛简介

    1922年5月出生。

    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1950年，他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世界人居学会主席等职。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

    吴良镛创建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建立了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运用这一理论，他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

    毕生筑梦为民居

    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不说空话，只做实事，是吴良镛一生的坚持。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熟悉建筑界的人常说：“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其实何止是北京？无论你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前沿大都市，还是流连于苏州、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气息交融、自然与人文色彩竞艳的新兴城市，你肯定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设计，从拜万人师到教书育人，吴良镛不知疲倦地奔忙着。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吴良镛常说，“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他经常告诫学生：“建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盖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得不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在吴良镛的心中，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他一生不变的梦想。

    作为中国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的领军者，吴良镛非常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探索着中国特色的建筑与城市理论的发展之路。他吸取中国文化、哲学的精华，融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并在1989年出版了15万字同名专著，将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的概念。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告诉记者，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中国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被推荐为“一本建筑师的必读书”。

    在此基础上，吴良镛针对城市化日益加快的进程和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格局，创建了“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在这个宏大的体系中，吴良镛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城市规划、建筑与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模式。

    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随着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棚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不仅如此，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等问题，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极大热情。

    “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吴良镛一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其实，早在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因此，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场“有备之战”中，吴良镛的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在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七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小区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一水儿的2层、3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的都打声招呼，有了困难也相互帮助，情境间，生活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相对于大拆大建，吴良镛倡导的“有机更新”理念，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环境，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可谓是探索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我们需要激情、力量和勇气，自觉思考21世纪建筑学的未来。”1999年6月下旬，在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时任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吴良镛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北京宪章》并获得通过，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并在2002年以中、英、法、西、俄5种语言出版。当时的国际建协主席V.Sgoutas表示，这是一部“学术贡献意义永存”的文献。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Paul Hyett则评价说，吴教授以一种乐观和利他主义的姿态，提出了引导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院士、世界人居学会主席……数不清的荣誉、成就，却没能让吴良镛停下前进的步伐。

    战火中点燃建筑梦

    再过三个月就要过90岁生日的吴良镛，现在可谓“随心所欲不逾矩”，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只有工作，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是怎样的情怀，让这个耄耋老人呕心沥血成就这筑梦人生？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从吴老坎坷的人生经历说起。

    1922年春天，吴良镛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自幼喜爱文学、美术，兴趣广泛，读书刻苦勤奋。在吴良镛出生与成长的南京门西地区，邻近“十里秦淮”。自古以来就是集文化、商业、服务业和专业化加工为一体的繁华地区，然而从民国初年以来开始大片衰落。吴良镛的家也没有逃过这悲惨的境遇。

    少小时的他，目睹了收账人揭走自家屋瓦。当时，妹妹正在发着高烧，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被迫告别祖居，遭受流离失所之痛楚。1937年南京沦陷前，吴良镛随兄长匆匆离开南京，先后到武汉、重庆求学。

    “刚刚交完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的考卷，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吴良镛回忆起1940年7月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参加高考的情景，“当时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碎片、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的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在这场轰炸中，吴良镛非常敬重的江苏省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不幸遇难。

    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民族血泪，促使吴良镛在内心早早地树立了“谋万人居”的伟大理想。他悲伤地告别合川，临行前默默许下宏愿，“将来要从事建筑行业，重新修整惨遭蹂躏的城乡”。

    1940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受教于鲍鼎、徐中、谭垣、杨廷宝、刘敦桢等我国建筑教育诸位先驱。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未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国破山河在，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吴良镛的心，而“重建”这个概念，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

    上大学期间，吴良镛在油印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因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看到他从国外带来的建筑领域的最新资料，这让我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不少建筑学知识。”说到恩师梁思成，吴良镛充满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林徽因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自此，揭开了新中国建筑教育的新篇章。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间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让吴良镛立刻做出了抉择。

    1950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赤子情怀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吴良镛冲破重重阻挠，几经周折，毅然从美国绕道回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

    回国后，吴良镛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1959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1984年退休后，筹建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95年创办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吴良镛回忆说,“直到怀着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时，我都依然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然而，随着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现实和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吴良镛认为，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因此，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但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城市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更让吴良镛愤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吴良镛在很多场合都在强调,“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许多城市管理者经常给吴良镛打电话，征求他对城市规划的意见，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门来。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亲自接待。

    “自古太守多诗人”，对于城市的管理者，吴良镛有话要说：“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建筑大师缔造康复奇迹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建筑更是遗憾的艺术，”吴良镛解释说，建筑完成后，修改的可能微乎其微，而且这个建筑可能要矗立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影响着这个城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一定要力求做得更好，少留遗憾。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这幅吴良镛亲笔所写的书法作品，透露出他对事业尽善尽美的渴求。

    “我豪情满怀地目睹了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每天清晨就拖着装满资料的小车走到建筑馆工作，中午让家里送饭，然后在办公室里小睡一会儿，接着一直工作到晚上才离去。已经80多岁高龄的他不顾辛劳，经常亲自奔波在各个建筑工地上。直到2008年的夏天，85岁的吴良镛在南京金陵红楼梦博物馆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梗，一头栽倒在地上。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吴良镛的工作至此就画上了句号，医生也判断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站起来。病痛并没有将他击垮，反而激发出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

    面对脑梗造成的手脚不便，吴良镛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治疗。“别人一天练4个小时，我就练8小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尽早站起来，回到我热爱的建筑领域。”吴良镛暗下决心。

    “当时，吴老的半边身体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在医院里，才刚刚清醒的他就招呼我到身边，询问北京奥运会的进展情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回忆说：“在病床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边兰春问吴老有没有信心战胜病魔，吴老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但要站起来，还要能走路，还要恢复到能写字、能绘画。”

    在医院里，医生都称吴良镛为“模范病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吴维佳说，吴老非常尊重科学，严格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锻炼，而且异常刻苦，很多小伙子都坚持不住的康复训练，吴老全都努力坚持下来。夏天屋里很热，很多患者都偷懒不愿锻炼。可是，吴老穿着个小背心，认真锻炼的身影每天都准时出现，一会儿，全身就已被汗水湿透。

    正是因为有着远超常人的毅力，吴良镛很快就可以走路了，不听使唤的手也能握笔写字了。医生都啧啧称奇，认为这样的恢复效果太不可思议了。尽管这样，吴良镛仍不满意，他心里较着一股劲，一定要恢复到之前书法家的水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出院那天，吴良镛送给医院一幅亲笔所写的书法作品，苍劲有力的字迹，是给康复课程交出的最好答卷。医生们都说，他不仅给建筑界留下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在康复医学领域中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因曾这样评价吴良镛。

    出院后的吴良镛仍然闲不住，思维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年轻人，几乎每天都会有新想法、好创意迸发出来。在吴老枕边，总放着一支笔、一个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本子记录下新想到的问题，而且忙起来就一点也不顾及身体。“年纪大了，记性差了，所以只要想到了就必须马上记下来，否则很可能忘记，就错过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良镛笑着说。

    因为吴良镛的高强度工作，左川担心他身体吃不消，给他拟定了“八大注意”，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激动。“通常是做不到的，喝口水都要人催着，有好多次，他讲着讲着就激动起来，还经常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真拿他没办法，”左川很是无奈。每次“批评”他，他还很“有理”，经常用梁思成的故事“堵”我们的嘴。

    “梁思成脊椎有问题，不能打弯，但他每天仍坚持工作很长时间，经常用一个瓶子抵住下巴，在桌上画设计图，”每每讲起，吴良镛都无限感慨。

    “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每一个当过吴良镛学生的人，对他的评价中从来少不了这一点。“吴教授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告诉你必须怎样做，而是从点点滴滴处启发学生，”吴良镛的博士研究生郭璐说：“跟吴教授学习，不仅是学习的过程，还是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

    吴良镛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建筑师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每个时代又对建筑师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改变，一定要牢记对人的关切，同时，建筑业需要具有赴汤蹈火的热情和无限的忠诚。”

    “身体再好一点，能参加更多工作，”吴良镛平实的语言，表述出最质朴的愿望。满头银发，两道白眉，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敦厚温和的笑容，就是这样一位老者，对工作仍充满了激情，没有丝毫减退。（本报记者 田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