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成长的路上

    近年来，文学在受众中的影响力持续遭遇挑战。作为文学序列中最年轻的文体，报告文学在2011年呈现的面貌依然是在坚守中寻求突破。

    读者在哪里？

    作为纪实文体，报告文学更贴近受众的现实生活，关注焦点热点问题，因为真实而更具力量。这种以现实性为标志的作品任何时候都会拥有自己的读者群。但是在今天，究竟谁会读、愿意读或喜欢读？

    读者对报告文学的兴趣可能体现在对新闻价值、问题报告、历史记录的追求上。如孔明《不该发生的悲剧——药家鑫杀人案透视》、张海飞《利比亚惊天大撤离——中国民航执行国家大规模撤离我海外受困公民紧急航空运输任务纪实》、王宏甲《苍生大医吴孟超》、唐似亮《杨善洲：魂牵大亮山》，都是关注2011年新闻性事件和人物的作品。朱晓军《高官的良心》聚焦足坛“打黑”，陈启文《问卜洞庭》关注洞庭湖旱灾，黄秋林《核电：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反映由日本核事故引发的对核电安全的关切，均是由新闻性事件和社会热点引出的新鲜话题。

    同时，这些作品又都是从新闻止步的地方再出发，比通讯报道挖掘得更深入更透彻，并且有更多的反思，具有较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社会问题报告反映的是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与百姓利益休戚相关的民生问题，事实上可以充当读者情绪的一种宣泄阀。刘元举《啼血试验——朱清时和他的南科大命运》、于忠宁《小升初，拨不开的迷雾》描写教育转型中出现的新情况。阮梅、孙云晓《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调查》关注当前青少年广泛存在的心理问题并提出应对之道。黄传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刻画在都市里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新一代农民工，反映他们进退两难的生存状况，提出应该关注这个庞大群体的严峻社会课题。苗秀侠《迷惘的庄稼——农民工留守子女现状调查》则如实记述那些农村留守孩子的困窘处境，对其健康成长注入深沉忧思。朱晓军《让百姓作主——浙江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讲述了一个偏僻山村在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中的新气象，表现了社会变革的深入带来政治文明的进步。

    历史题材报告文学顺应阅读市场变化，更多地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创作风格，无论是作史、立传、修志，都注意读者的视角，讲究增强作品的趣味性、传奇性或隐秘性等特征。

    这些历史上通常是由政府组织的编修史志举措如今越来越演变成个人的书写行为。

    有些作品由史实、事件入手，如应和建党九十周年、辛亥革命百年的契机，王树增出版了《一九一一》，注重翔实史料的考证与引用。邓九刚《茶叶之路——中俄商贸三百年》，与丝绸之路对应，通过中俄茶叶贸易往事回顾中俄商业往来历史。

    有些则从历史人物入手，以人物传记来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如徐刚的辛亥百年祭系列推出了三部人物传记《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少年中国梦——再读梁启超》和《民国大江湖——话说袁世凯》。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是关于胡乔木的传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有些则从反思、政论的角度切入，注重对历史的重写。如张胜友《风从海上来：厦门特区建设30年》在回望厦门发展历史时，注重对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相关政治观点的阐发。

    写什么？

    题材选择对报告文学创作而言尤其重要。作者的选择是否可行或出色，需要经受编辑、读者和市场几重检验。纵观2011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发现“作者选择”受到了抑制，“选择作者”则成了常态。

    换言之，更多的情形是作者“被选择”，是题材来找作者，被写作对象或有关部门、机构、企业和个人来约请作者创作。这种现象我将其称为“要约写作”。作者需要按照约请者的要求，创作指定领域或范围的事迹、历史、对象、人物等。不少人把它形象地称为“命题作文”。这种要约式写作，往往由约请方直接安排并提供采写便利，有的还负责出版并付给作者报酬等。因此，相对而言，这种类型的写作对作者来说省钱、省心、省力。但是，要约作品大多属于歌颂体、表扬稿类型，而且作者的创作或多或少都要受到约请者的限制。因此，要约写作要出优秀作品不容易。

    在写什么的选择上，报告文学作家更倾向于书写那些具有较高阅读价值、市场价值、史传价值或艺术价值的对象。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王朝柱推出了《辛亥革命》，祝勇发表了《辛亥年》，董宏量出版了《首义之城：武昌的记忆与纪念》。这些作品迎合了市场和读者了解历史的渴求与需要，同时作品本身也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史书、传记，不仅有相当多的读者，而且具有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史志价值等文学之外的意义。因此，很多作家将笔头转向历史，着力于从“故纸堆”中发掘新鲜内容和题材，由此造就了历史纪实、传记文学的长盛不衰。小人物的历史和传记亦颇受作家青睐。陈桂棣、春桃挖掘被历史遗忘了的一些“另类红军”故事，发表了《失语的红军》、《鬼妹》等人物形象鲜明的作品。《山西文学》每期刊发的“叙事史”专栏，都是一些小人物的个人叙事或传略，如王菩钦《母亲这辈子活得痛快》、皇甫琪《在底层叙述底层》等，都生动可读。

    怎么写？

    要约写作和歌颂体报告文学占当前创作的很大比例。此类创作要做到坚守底线、坚持个性，具备公信力，即坚守报告文学“不虚美不隐恶”的真实性原则，同时尤其需要保持作者创作的相对独立性，尽量少受约请者的牵绊，尽量发挥出作者的创作个性及风格。同时，要讲究表现力和感染力，产生影响力，加大主体思考的理性色彩，注意写出历史纵深感及厚重感。

    譬如，孙丽生、杨克的“表扬稿”报告《好支书罗克》发现了陆丰市诗书社区支书罗克身上所具有的各种美德，写活了人物。高艳国、赵方新、解永敏的《乡村涅槃》则通过记述山东齐河农村社区建设，探究社会变革带给农民心理、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巨大冲击。

    历史纪实类“旧闻报告”注意贴近现实，切中时弊。能够切近当下实际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着眼于今日之人生。何建明（执笔）、厉华《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即是针对目前人们理想信念失落、信仰沉陷的现实问题而作，警醒人们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信仰并忠诚于信仰。传记文学即便是描写普通人的经历，也都努力写出个性化色彩，如鹰萨·罗布次仁《西藏的孩子》通过讲述自己在北京西藏中学求学的经历，凸显了教育对西藏和藏族发展的根本性推动。

    社会问题报告能够站稳立场，把好尺度，始终站在大众立场上，从大众利益出发，着眼于发展和进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提出问题。如李迪《丹东看守所的故事》，从监所干警执著专注于改造那些囚犯灵魂的角度切入，表现中国社会对人权的高度尊重、对迷途者的人性拯救。

    前景如何？

    当前报告文学的生存发展空间隐藏着危机，但仍顽强地生长着。作为高度强调真实性原则及创作底线的文体，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自足自立性，它参与现实生活的品格，它所具备的干预生活、影响受众的力量继续彰显，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

    文体变身，出现了诸如电视纪实、电影纪录片、视频，以至微博报道、网络实录等新型样式或种类。这些以不同媒介表达出来的纪实，实质上是报告文学的延伸。这类新型报告文学受众更广，目前正方兴未艾，生机勃勃。

    非虚构创作兴盛，《人民文学》创设了“非虚构小说”栏目，发表了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这反映出报告文学非虚构、纪实的写法和艺术特色对小说等其他文体的影响与渗透。贾平凹突发奇想，行走边穷地区，写出了《定西笔记》，反映出当下乡村鲜活的脉动。马丽华穿越巴基斯坦，作一次人文与历史的深度探险，写下了《走过印度河——巴基斯坦文史之旅》。王手记录下自己的亲历亲为，发表了《温州小店生意经》，展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小角落，表现中国人经济观念和思想观念的时代性变革。

    报章报告文学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文艺报》等都设立“纪录”“近距离”等专栏，刊发短篇报告文学。报章报告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兴盛之后再次崛起，社会反响强烈，也给力于报告文学的短写之风。

    这些新变表明，报告文学自身正在进行深刻变局和内部结构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时势发展，更好地满足读者之需。这种年轻的文体，正在继续成长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