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艺术的智性

    艺术是什么？有人说艺术是一门独特的技艺，有人说艺术是一首优美的诗，有人说艺术是一张民族的脸。

    艺术是有别于宗教、科学而独立存在的人类传统的智性方式。这种智性方式首先基于对美的形式和情感的体验与接受，继而形成对性情的陶冶，并积累而成对艺术的修养和智慧；最终形成一个心灵的净化和解蔽。在希腊文中，“真理”的意思就是去除遮蔽，就是“解蔽”。

    柏拉图在《国家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讲述了著名的“洞穴”比喻：奴隶们被囚于洞内，背对洞口，洞口的光亮与篝火将人影投射在洞底，囚徒只能看到洞壁上跳跃的影子。要把他们解放出来，先要让他们转过身来，但阳光耀眼，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必然一步步地走出来，先看水中的影子，再看洞外事物，最后看到太阳。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重返柏拉图的“洞穴”，获得多种多样的解释。无疑，洞穴比喻今日世界，洞壁上的影像是表象，洞外可见的事物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在柏拉图看来，存在者在其外观中显示自身者，就是“相”。从看影壁上的表象到看清洞外的“相”，这个过程向我们提示的是“看”的规训、感知的规训对于真理的允诺，对于解蔽、去蔽、无蔽的允诺。

    柏拉图在他的理念学说中，曾经批评再现式的模仿的艺术，同时又非常重视“创造性的”或“启示性的”艺术。而在这里，通过这个洞穴比喻，向我们解释的是否正是艺术作为人的独特智性方式的使命和意义呢？这个“洞穴”比喻以寓言的方式、艺术的方式诱引着人们，使得人类两千年来冥顽不灵地流连在柏拉图的“洞穴”中，追索不同的理念映象。柏拉图在这里反反复复地解说的不是“看”本身，而是“看”如何向着“解蔽”，向着“相”的显现，向着存在者在外观中的自身的显现转变。柏拉图所要证明的是真理的显现取决于“看”的觉醒和正确性。这是真正的艺术的问题，这是艺术作为独立智性方式的根源性的理由。

    因此，我们说，艺术作为独立的智性方式其根源性的使命在于开启人的觉知，揭示这种“相”的内涵，揭示构成存在者的真正存在着的东西，使得人的目光和心灵不断转向和提升。在德语世界中，Bildung这个词，既指艺术的造型，又指人的教育。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艺术学学科门类的独立和提升，确知这种提升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成长的意义。但长久以来人们只把艺术当作画舞弹唱的闲余生活的艺匠，当作与知识无关、与理性无关的技巧，这些狭隘的认识已然对艺术构成历史性的伤害。

    中国艺术的特征之一是强调以“象”为中介来直观地把握、领会事物的整体与底蕴。这个“象”与刚才所讲的“相”不同。刚才所讲的“相”是指在外观中呈现自身者。“相”是由柏拉图开端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指向先天性和根源性的范型，是哲学思考的核心之一。这个“象”则是有意味的显现。一张画是这种“象”，一首歌、一段舞也是这种“象”，我们的艺术思考中反复琢磨的、隐约可见的也正是这种“象”。这种“象”既不是作为对象的外物，也不纯然是内心意念中的东西。《左传·僖公十五年》中说：“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这说明“象”是内心与外物的中介，也是观念（意）与语言的中介，这个中介在我们的艺行中反复发生，带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带着以身“体”之的特质，不断生成。

    我们知道艺术是一个多种类的集成，包括美术、音乐、戏剧、舞蹈、影视等领域，每一领域下又有许多分目和类别。但艺术的呈现总是与某一具体的技艺相联系，构成某一类的“象”的呈现。这一上手的技艺及其“象”意一方面具有本身悠长的发展专史，专史中又标明着各种延绵不息的谱系及其特性和历史性标杆；另一方面这种技艺史又与各个不同民族区域、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维系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文化的关联表现都被视为人类精神的基本倾向而加以关注。这种上手的技艺与精神的表达互为联系，呈现出的正是这种“象”的东西。“象”的关联，这是艺术学科的重要特征。

    我想用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的寓言来说明艺术之“象”的还原的奇异现象，进而揭示和强调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的特性。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王攻下一座城，要将典籍修改，但典籍已完全散落，画页与书页无法相对。王请来满城的文人画者，都无法重订典籍。最后请来曾经的细密画总监，老大师双目失明，他要求找一位七岁男童，让男孩描述看到的图画，老者抬起头，眼望向天际，一一指出画页所属的文本。王询问老者的秘密：如何用一双盲目指认亲见也无法分辨的故事？大师回答：前辈先师是以安拉真主的记忆来创造图画，而安拉的记忆在哪里？七岁稚童的眼光与之最近。但孩子的眼光并不等于安拉的观看，它还必须复活在文化的记忆中，复活而为这种记忆反反复复塑造的心灵内视的神。

    这个故事打动人心又意味深长。它以隐喻的方式揭示艺术之“象”存活在一双稚眼与一颗慧心的交互作用的迷离世界之中，进而揭示了艺术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纯真个性与悠深修养的并存。艺术的智性方式既需要孩童般的纯真、鲜活的生命个性，又需要技艺的训练、功夫的娴熟，需要那终其一生去开发和修炼的技艺之神。这个艺术之“象”需要鲜活的生命个性和悠深的技艺之神的契合。这种契合弥为珍贵，恰在于稚眼与盲目不可兼得，那纯真之眼与阅尽沧桑的记忆难以两全。这正是艺术和艺术教育迷人而又艰难之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学科不能用简单的论文文本的方式，来单向地评定其研究质量，甚至创作的价值也不能用票房等即时的反映来判定。

    今天，艺术的领域发生了飞速拓展。在信息工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技术文化越来越以新锐的形式，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的艺术样式与新技术文化如何互动共生是一个重要课题。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中，在商品经济的推促下，时尚娱乐不断引领大众文化的潮头，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生态正催生着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艺术学科门类的独立与细分，其根本问题应该是艺术智性方式的培养和开发，是其特有的艺术之“象”的显现、开启和生生不息的命题。古人讲“游于艺”，是讲生活和畅游在艺行之中，是指一种琴诗书画的文人世界会通和放怀。而在今天许多大学里，其目的却是教授各门科目。“从古之贤者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对20世纪初西方教育提出的批评与忠告，令我们深思。

    作为学科门类，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使命仍然是构建其学术框架。我认为这个学术框架不妨以“象”作为公共的核心，来加以方法论的研究。这一学术框架应包含基础、创作、研究三大部分。其中创作是核心部分，理解创作的方式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创作的语言、创作的历史、创作的思维。创作的语言是对特定艺术之“象”的形式和语言的理解与养成，是艺术的形式要素的训练；创作的历史是对这一特定门类的历史及其内容的理解；创作的思维是对艺术之“象”的内涵以及方法的揭示，是指具体的艺术之“象”与民族、社会、时代之间的关联。创作的思维又包含社会变革、传承更新、媒介拓展、体制批判、大众参与和生存追问等诸多角度，这些使得艺术与政治、科技、宗教、城市越来越形成时代性的关联，并赋予艺术创造以一种随机而发的活泼思维和生动契机。

    艺术还是艺术！提升学科门类之后，艺术的学科特性应当更为清晰，学术框架应当更为深博，创新的使命应当更为紧迫。关于艺术之“象”的研究，有如一把钥匙，它不仅帮我们打开艺术创作和思考的秘密，而且，以艺术之“象”作为方法，也是我们构建艺术学科和教学的重要工具箱。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