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与传授学

    弘扬国学精华，是振兴中华文化的大事。国学版创办以来，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作为“70后”的一个语言学青年，我想谈谈读了若干篇邢福义先生的文章之后生发的感想。

    邢先生的好些文章很注意“承传”与“授受”。其突出特点，也许可以总结为两点。

    第一点：贯通古今，引人入胜。比如《“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光明日报》2007年7月19日），对“人定胜天”的古代原本用法和现代通常用法进行了追踪考察和细致思辨，让读者懂得：古代原本用法是“人定丨胜天”，而现代通常用法是“人丨定胜天”。前者是是客观理性式的表述方式，适合在对事物进行冷静分析时使用；后者是主观意志式的表述方式，适合在鼓舞人们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时使用。文章篇幅很短，却能引导读者在短短的时间里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感悟了哲理。

    第二点：闪现亮点，深入浅出。比如《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光明日报》2011年7月1日）一文就有两个亮点。一个亮点，是指出“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都是褒义成语，但它们各有其语用偏向性。“大器晚成”的语用重点指向成才的某个时段，“厚积薄发”的语用重点指向成才的某种学风，它们都不宜在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中作为一条教育原则来提倡。这样的阐述，超越了文字、训诂的范围，涉及了教育学、人才学，很有深度。另一个亮点，是指出以“大”起头并且排比在一起的小句共4个：“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按照传统的解释，4个小句中，只有位居第二的“大器晚成”具有顺承关系，不能加上“反而”；前头和后头的3个小句却都具有逆接关系，它们都可以加上“反而”。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大器晚成”的本义，有没有别的解释？邢先生这个问题，作者是从语言结构对举排列的角度提出的，但却触及了怎样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和阐释老子哲学思想的问题。总体看来，作者邢先生讨论了很难讲清楚的问题，然而，他娓娓道来，读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对于学术论著写作者包括国学研究者来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十分重要；发表见解时讲究“传授学”，这同样十分重要。“传授”是一门学问。作为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学人历来强调“传”与“承”、“授”与“受”。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循序渐进”的教育观；一千多年前，韩愈提出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命题。现代，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指出“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写了“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装莫问入时无”的诗句（《未晚斋语文漫谈》，语文出版社1992），都是希望我们能处理好“传”与“承”、“授”与“受”的关系。邢福义先生常常说，不管是写大书还是写小文，都要让读者“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实际上也是强调要讲究“传授学”。

    国学思想博大精深，国学原著文辞难懂。年轻读者缺乏“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如何让国学研究成果贴近年轻学者，“国学版”任重而道远。由此，我特别想说：一定要提倡论著的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入浅出是合群,深入深出是离众；浅入浅出是底薄，浅入深出是皮厚。

    西方早已建立起“接受学”。我这里所说的“传授学”与西方的“接受学”有相通之处，都是强调写文章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但侧重点不同。“接受学”关注的是读者接受什么？如何接受？而“传授学”关注的是作者传授什么？如何传授？我以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授学”，本身就是从教育学、人才学与科学学等等角度对国学的承传与发展，将大大加强我们在学术活动中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