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文化力量？

    中国在迈向未来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除了用经济驱动社会发展之外，还需要一种来自与人们内心的文化力量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世界，以推动历史的发展。然而，什么是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文化力量呢？李洪峰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分析、思考写成了《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一书，为我们未来的社会发展在文化上所采取的相应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与启示性的深刻见解。

    一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曾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文明的差异与冲突。《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也非常重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崛起和世界秩序重建的重要作用，但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该书主张的是：在平等态势下的文化交流与和平诉求下的大国崛起。作者指出：“大国崛起，要有经济准备、政治准备、军事准备，也要有文化准备。”这种富于前瞻性的观点，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的定位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相互呼应。作者指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三个历史性课题：一是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二是民族素质和民族自信心问题，三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但我们拥有两大根本优势：一是思想理论优势，二是政治制度优势。这两大优势，保证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

    二

    作者在深入阐述文化发展问题时，结合文化艺术自身的规律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浅出地阐发，提出了富有洞察力和理论深度的见解。如作者在论述“文化规律”时，特别指出：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强调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作者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建设，特别要按照中央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的关系，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的关系，发挥政府作用与调动全社会力量的关系等重大关系。

    在探讨“文化问题”时，作者指出：文化和文明的多样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和文化发展的根本特点。因此，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是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舍此别无他途。中国现代化不但要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而且要站在人类共同的思想高度，善于从世界文明中汲取思想营养，要以博大的襟怀，广采天下之长而用之，不断推进世界文明中国化。对我国当前文化建设应该葆有的胸怀做了深刻的阐发。

    三

    作者对我国文化现状的认识全面而客观，故能够敏锐、深刻地揭示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和对策。比如，作者指出，从衬衫到鞋子、从玩具到工艺品之类的“中国制造”在世界流行的同时，“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文化并没有相应地随之‘走出去’。我们还缺少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设计和战略思考。”“相对于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和科技实力等有形力量，以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为核心的无形的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战略作用日益增强。文化感召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作者使用了两组权威的调查数据来说明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高的现状：一组是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两所大学联合组织的“中国形象全球调查”。调查显示，61%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影响力”，77%的受访者认为“十年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增加”，64%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却了解甚少，72.5%的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40.6%的人认为“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一组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美国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为0.87，位居15个受测评国之首，中国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为0.22，低于0.5这一国际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明显处于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提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要想转化成为话语权还需具备战略支点，要通过外交、外贸、外宣、国际民间交流等众多渠道，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才能将文化软实力优势转化为话语权优势。”“一个国家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输出有它的客观规律，强大的人格力量、巨大的民族创造力、伟大的精神境界，这些东西震撼和感动了其他民族，才算是真正的‘走出去’，才是对世界的真正贡献。”可见，作者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思考，既从国家战略高度着眼，要求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也充分照顾了文化艺术自身的规律。

    四

    作者从著名的“黄炎培问题”（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梁启超问题”（为何“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着眼，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深入反思的文化。同时，又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孕育了无数的文化宝藏。坚守文化传统是大国崛起的必要前提。我们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层面，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作者认为：“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既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又要认真反思我们文化的缺陷，从而建设性地实现古为今用，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厚资源和强大动力。”

    作者详细考察了近代几个世界强国崛起的历史和轨迹：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发达的海洋文化建立起近代最早的殖民强国。荷兰依靠领先世界的商业文化而称雄世界。英国的崛起，靠的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文化。美国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走在世界前列，靠的是创新文化。近500多年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谁创造了领先世界的文化，谁就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谁就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这个论点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战略地位的认识一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总之，《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一书敏锐、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站在世界文明多元并存的角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提炼出有利于当前文化建设的真知灼见，对于我国的文化强国发展战略进行了一次开创性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