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在长期的传承中形成了色调鲜明、寓意吉祥、功用广泛、形式多样的系列性文化符号群。如爆竹、屠苏酒、年夜饭、饺子、年糕、灶神、门神、春联、窗花、年画、灯笼、压岁钱、芝麻秸、拜年等等。
由于一些节日文化符号的意义是以象征的方式表达的,错误地释读会造成对传统节日的曲解,使人们对文化符号和传统节日的漠然。
近20年来,春节倒贴“福”字的做法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可是,春节迎春的“春”字没见有倒贴的,“黄金万两”斗方也没见倒贴的,老人过寿时的“寿”字更未闻倒贴。可见这些吉祥字词的倒贴并不合适。不过,贴“福”字自清代兴盛以后,倒贴的做法在民俗中确实是有过,但只用于某些非正常的情境和某些特殊的地方:其一,穷愁潦倒的人家、灾祸连连的人家为了脱贫和转运,采用倒贴“福”字以祈盼扭转命运;而富裕、小康之家,平静、和顺之家贴“福”字则一概堂堂正正。在故宫、王府和大户人家的宅院,不论是砖雕的、木雕的或书写的“福”字,总见不着倒放的。其二,为了讨口彩,用游戏的方式所表达的祈愿。除夕贴“福”字时,大人有意将“福”字倒贴,然后会问自家的小孩:“我家的福字怎么样?”孩子说:“我家福倒(到)了”,就算讨得了口彩,于是全家为之高兴,大人从衣袋里掏出糖果塞给孩子,孩子一走,就把“福”字正过来,只是短暂地做了一个游戏。其三,写有“福”字的红纸有大有小,斗方大字贴于门上、墙上等处,一律正贴,而小若巴掌的小“福”字用来贴于器用上,确有几处倒贴的:马桶、尿壶、痰盂、垃圾桶、污水盆等。污秽倒出时,则“福”字就正过来,以讨得“秽出去,福进来”的吉利。这三种情况被当代人混淆,只知道跟着潮流去倒贴“福”字,以浅近的“福倒,福到”的谐音理解,取代了这一春节文化符号的丰富内涵。
年夜饭上的“屠苏酒”作为年酒,其饮用的次序已为当今很多人所漠然。对我国的春节文化来说,由小孩子先饮是古人的除夕风俗。古人有“小者得岁,先饮贺之;老者失岁,后饮殿之”之说,对老人来讲,过一年少一年,年酒是苦酒,他要守住自己的岁月,故不可抢先饮之。
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一些春节文化符号伴随着新年风俗的演化而嬗变。例如,以钱棒打灰堆祈如愿的信仰活动,已转化为打莲湘的民俗舞蹈;以桃符挂门旁的辟阴镇物,转化为纳吉迎祥的大红春联;以石灰画弓矢、仓廪的地画在农村也已基本不见;象征性的压祟钱变成了给现钞的“压岁钱”等等。其中,“压祟钱”是以古铜钱来作为除阴退祟的符号,昔时家长给孩子们的铜钱是用来捆扎在小孩儿的床腿上的,天明后铜钱由家长取回。因方孔古钱呈天圆地方、阴阳抱合之象,故人们联想到它具有类似太极八卦的功用。压岁钱本非零花钱,而给现钞红包之后,压岁钱就不再具有文化符号的深刻意义,而仅仅作为孩子们的零花钱。
台湾歌曲《卖汤圆》曾在海峡两岸广泛流传,它发出了“吃了汤圆好团圆”的信息,渲染了汤圆象征“团圆”的元夕符号意义。但汤圆原初的文化取义是否就是追求“团圆”?汤圆,古称“圆子”,作为元宵节的文化符号,它本是星辰的象征。元宵节作为古代祭星的日子,它的文化符号都与星辰相关,不论是圆子,还是灯火,都是对星辰的模拟。人们吃汤圆、点灯笼、观花灯,出于对星辰的亲近,以寄托星人合一、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神人同乐的情感。关于圆子与星辰的联系,南宋文人周必大有“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的诗句,所谓“珠”就是圆子,“星”、“珠”相提并论,透露出它们的象征与对应的关系。可见,说吃汤圆是为了团圆,游离出它作为星辰符号的文化意义,使其内涵变得浅近起来。
现在有除夕到寺庙听钟声的风气。这一来自日本的宗教民俗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传入我国,最初由苏州寒山寺为接待日本游客而搞,其后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我国除夕民俗文化的主题为“辟阴”,由于在民间有佛教做往生,道教做延生的惯例,因此佛寺被认为与阴气相关联。古代风水书在选址上有不宜在佛寺、祠社近侧的提醒,而除夜又被认为是一年中阳气最衰、阴气最重的一夕,所以古人是不会在此阴气最重之夜,特地赶到阴气较重的寺庙去的。除夕到寺庙听钟声乃出于对外来文化的无知,以及对本土除夕“辟阴”主题的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