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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小颖要和来京务工的母亲一起回阔别两年的家乡，陪家乡的爷爷奶奶、哥哥过年。她小心地整理自己的小书包，一遍遍地问妈妈，“我还能在北京上学吗？”直到得到满意的答复才牵着母亲巨大的行李编织袋一角，慢慢走出出租屋。
“终于回家了，但心里又放不下留在北京的孩子他爸。”想到可以见到留在家乡的另一个孩子小辉，小颖母亲显得归心似箭，可想到一家人永远无法团聚，她心生遗憾。在这个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来京务工人员聚集的小院子里，类似情况很多，每一扇屋门后都有自己的辛酸。
留守还是流动？
留守还是流动？这是每一个来京务工人员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把孩子放在故乡，担心亲情疏离、教育不足；把孩子带在身边，工作不稳定，孩子只能跟随家长流动的脚步流动。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行动计划和促进儿童工作处项目官员张亚丽的研究，目前，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700万。留守儿童也超过了5500万。“研究发现，0-6岁的流动儿童是流动人口当中最弱势的群体。也是最需要社会关注的群体，因为他们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在营养、卫生、安全、教育等方面都需要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张亚丽说。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家乡留守的孩子，一些在爷爷奶奶的看护下成长，还有一些寄居在亲戚家，调查显示，由于缺少沟通渠道，不少孩子敏感脆弱，心理健康情况堪忧。
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也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中华女子学院教师邹敏长期从事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研究，她在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和东城区的一些村庄里，选择128位流动父母和流动儿童发放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儿童中四口之家最多，三口之家是第二位，有77个家庭是多口之家。同时,流动儿童搬家频繁，有108个家庭搬过家，最多的甚至搬家十次，平均也搬家两次。流动儿童的父母中，父亲平均年龄30.21岁，母亲的平均年龄是31.94岁。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有14个家庭没有工作，家庭经济收入最少的0元 。
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搬家频繁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情况可想而知。
尽管不少家长期待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政府也为之开辟了相应渠道，而邹老师的调查却显示，在这128个孩子中有35个处于散养状态。
为什么不能入学？家长们表示，证件不全，学费太贵是主要原因。
给孩子一个安全环境
在采访中，小颖妈妈对子女教育问题十分发愁，小颖在一个还未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念书，但是学校还能存在多久无法估量。小辉在乡下跟着爷爷奶奶念书，父母无暇顾及他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状况。
而近期频发的校车事故、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更让小颖妈妈牵肠挂肚。“一听到新闻说校车又出事了，我紧张的眼皮都跳，什么活也干不了，马上就要买份报纸看看是哪里的事故。小辉太小了，爷爷奶奶年纪大，没办法接送他，他上学总是坐那种破校车。”小颖妈妈说。
城市对他们来说有各种制约，乡村又有各种不确定因素。流动还是留守似乎都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如何让他们不再窘迫？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授张燕及其学生2004年发起育儿互助组织四环游戏小组，为北京新街口地区四环胡同内“润德立市场”（又称“四环市场”）的流动儿童提供学前启蒙教育。四环游戏小组收费低，服务质量好，家长非常欢迎。邹敏说：“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四环游戏小组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他还在那里玩。其实，这个孩子的母亲离开了父亲，父亲靠卖鞋维持生计，对他根本不管。如果没有活动中心，他只能在大街上玩，活动中心给他提供了受教育机会。”
邹敏希望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加大改造力度，一些条件相对好些的学校不要完全关停，同时，要增进流动儿童与所居住社区的融入，不仅对孩子接受教育有好处，对孩子的社会化也将有所促进。
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学校的负责人说：“我觉得比流动儿童教育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融合的问题，因为目前没有人真正深入地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
北京市航天幼儿园教师吴文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她希望市民能对进城务工人员多一些了解和包容：“在我们的调查中，尽管不少市民认为农民工吃苦耐劳，朴实。但也有43.8%的市民认为农民工不诚信不文明，对他们不够宽容。从生活水平看，很多市民认为农民工到北京比老家好。很多城市人甚至认为农民工来到城里抢他们饭碗，存在实际利益的冲突，市民对农民工普遍存在防范的心理。尽管69%的市民对于流动或留守儿童表示同情，但是也有15.6%的市民认为农民工子女到城市里来，会挤占城市孩子的教育资源。这时，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我建议：政府要扭转政策倾向，尊重农民工，平等交往，身体力行地做一些事情；政府要因势利导，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以社区和工作单位为依托，建立进城务工人员组织。变管理为服务，消除制度性歧视，与市民一视同仁。”吴文静最后说。
（本报记者 姚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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