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路径预设”

    中国路径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国学版 主办

    哲学是文化之眼，是文明之魂。不同文明的路径，都可从各自哲学中得到透射。与西方哲学相对照，中国哲学在宇宙本体论、致思方式及人生政治观方面的“预设”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

    万物通体相关的宇宙本体论

    在宇宙论上，中国哲学主张“万物一体论”。即认为世界是万物相互关联的有机大体，万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摄涵，互相感应，形成一广大贯通的统一体。不仅如此，宇宙还是一个生命创进不已的过程。方东美说：“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广大生机，是一个普遍弥漫的生命活力，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无一处不在流动贯通。”就道家而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宇宙就是人与万物相互渗透、内在相关而形成的既广大平等，又有差别的大系统。就阴阳五行家而言，人与天地万物相互关联而成为一宇宙有机体，每一物为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各部分皆依赖于宇宙有机体而存在。宋代理学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服膺于“天人合一”之精神。相反，西方的宇宙论，把宇宙当做充满颗粒性物质的空间。机械唯物论把物质看做为一块一块的东西，“在此地”、“在此时”占有确定的位置而与其他时空之物质毫无关系。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原质”（如水、火、地、风等）、原子说到近代机械唯物论，物质都被看做是颗粒性的元素，在绝对的空间中占有位置，并在机械法则的支配下运动；世界被看做为孤立的、被动的、静止的物质块运动组合而已。这是一个无感觉、无价值、无意义、物质化、机械化的宇宙，宇宙压缩为一同质的、封闭的系统，没有创生变化之可能。

    在本体论上，中国哲学以变动生生、相互关联的“事物”作为最真实存在。相反，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大都把永恒不灭、独立自足的静态“实体”作为最真实存在。“实体”，不管是物质实体（如原子或原质）还是精神实体（如柏拉图的观念、形式、法则或上帝），都是最真实的存在。西方哲学偏好“实体”优于“过程”，崇尚事物的静止和不变；“实体”往往被看做为感觉现象之后、之下的“托底”，只有从感觉现象后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实在，而且实体是永恒不灭、独立自足的、静态的。此种实体观，遂产生了本体与现象、第一性与第二性之分别，对后来的物质观影响很大。

    中国的宇宙观缺乏超越的自然法则观念，主张自然法则内在于万物自身之中，以“道”或“理”为自然万物的固有法则。它们内在于万物的变化过程中，道就是内在于自然万物中的“生生之理”。因此，“生生之理”是宇宙间最普遍之理。而且，此法则并非由纯理智思辨所推出，而是在直接经验中体认和验证到的事实。相对照，西方宇宙观具有超越的、纯理的自然法则观念。古希腊的那种在上支配人生的“命运”观念，柏拉图那种与“经验界”相对立的“理念界”，古罗马的那种刚性宰制社会的“法律”观念，以及在世界之先创造世界的“上帝”观念，这些观念都表现为超越性。乃至近代西方科学的理性精神，即相信自然被一在特殊事物之上的客观普遍的规律所支配。总之，西方人相信，在自然世界之上，有一永恒不变的、绝对的“法则”或“规律”作为具体事物变化和运动的原因。

    中国宇宙观的最大特征，即认为宇宙自然本身具有价值。中国人主张人事与物理不分。一物在宇宙有机体中之“所是”，就是其“所当为”，一物在宇宙有机体的“实然”，就是其“应然”。也就是说，中国的宇宙观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相反，西方的宇宙观，历来不主张价值内在于自然，主张事实与价值之二分。

    关联感通之致思方法

    与“万物一体论”宇宙观相适应，中国哲学主张“关联式思维”。在“关联式思维”中，概念与概念之间不是相互隶属服从，而是在一个“有机体”中平等并置的。“关联式思维”以诸多事物间的相互配合而形成的统一性来把握事物，它重视具体细节在差异和对比中所产生的和谐效应。相反，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因果思维，其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隶属服从，从前一概念到后一概念，有必然的演绎推理。以因果思维模式认识事物，或者只分析空间上相邻、时间上相续的a、b两事物之间的机械因果作用，或者以普遍必然的、合逻辑的模式来解释具体的事物。

    基于“关联式思维”，中国哲学从直接体验和感受来认识事物。先秦儒道思想认为心之功能，就在于“感通”，即通过“感”使个体小己与宇宙大我“通”。相反，西方哲学通过抽象思辨和逻辑推理而获得一种超越的、普遍必然的原则，并以此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寻求一种“逻辑的或理性的和谐”。西方的认识论注重理性或“客观性”，存在着理性与感性之对立且偏好理性思辨的倾向。中国思想则重视情感经验。唐君毅指出，西方哲学以理性言心者，多贬低情感轻视经验；而中国哲学言“理”，多联系着性情经验，故说“性理”、“情理”。而中国思想重视情感经验，与怀特海重feeling相似。

    成己成人之善治论

    由于服膺于“万物一体论”，在人生观上，中国哲学认为人最重要的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儒家以为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社会、自然万物的关系和交往中，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参赞万物化育的过程中，才能成就自己，进而成就他人。相对于儒家，道家则较为“消极”，认为人只有减少甚至放弃对名利之嗜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相互干扰、相互限制，“鱼相忘于江湖”，才能成就自己，进而成就他人。相反，西方以普遍主义和超越的原则——如柏拉图“善”之理念、康德的“绝对命令”或者上帝的“训诫”来规定人性，认为人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成就自我。

    而要成就他人，必须有积建有为的善治方略。儒家在社会政治观上倡导民本主义理念。“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就是说国家的治理应以民意，即人民的物质与情感的需要为依归。因此，尊重民意，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以民意而不是以统治者的私利为标准，为人民制定合情合理的政经措施，兴利除弊，是国家施政所遵循的基本理念。

    德治主义是与民本主义相配套的另一社会政治理想。中国人认为，政治清明的关键不在威权及暴力刑罚，而在道德教化。“政者，正也”。中国人要求国家的管理者严格遵循规则，并以道德人格做人民的表率，用德礼教化人民。如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就可以使每个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就能使社会实现和谐。德治主义主张“选贤与能”，要求国家的管理者由有知识、有能力、有操守的社会贤达来担任。所以，中国人非常看重官员的能力和操守。

    “福利社会”政策是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之理念在社会实践层面的落实。“福利社会”，即孔子所谓的“富之”“教之”，孟子所谓的“仁政”。中国人认为，满足人民物质方面的需要是国家生存的命脉。所以，国家最迫切的政策就是孟子所谓的“制民之产”，即让人民有一定量的土地和职业，并实施“劝耕”、“劝农”、“和籴”、“义仓”之策，通过农工商业的活动使人民具备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同时，中国人有“均富”观念，希望社会每一个人都应享受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也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拥戴国家，国家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发展。当然，中国人的“均富”不是要财产完全公有，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反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得过大。“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人，不管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往往怀有“制民之产”的诉求，要求国家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产业，并通过宏观调控来统筹社会贫富之均衡。当人民达到一定的富足后，还必须对人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开办学校，对人民进行教化，使人民知书达礼，息争少讼，过上和睦的生活。在中国人看来，政府负有积极教化人民使之有知识、有教养的职责。在教化人民的过程中，官员既是教化的推动者，又是被教化者效仿的对象。这就要求官员自己必须修身养性、遵守社会准则，做人民的榜样。还有，官员应该积极兴办教育，化民成俗，以德礼导引人民，把刑罚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此，则是善治、善政。相反，近代西方社会政治观则多讲个人权利、重权力制衡、尚法治、轻视道德伦理。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思维模式、认识论、人生论乃至政治社会观等方面之“预设”，其观点密切相关，前后勾连，成为一有机整体，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哲学路径的鲜明特色，这就是中国哲学思维特有的路径预设。把握这种路径预设，理解其与西方哲学之差异，并能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批评，相互吸收，以熔铸新的世界哲学和未来哲学。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