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卓越，却不失灵魂

    编者按：近日，第二届亚洲地区教育大学校长论坛在香港举行。此次论坛以“展望亚洲教育大学的发展”为主题，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亚洲大学的使命和如何在全球教育新局中占据主动”，“大学在区域内对人的塑造、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等问题。这里，我们编辑部分观点，以期对读者有所启发。

    坚持大学的道德人文使命

    孙明扬（香港教育局局长）：当前世界日益全球化和紧密相联。在这个经历变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多种复杂问题，同时，我们也提供着超越国界的大量合作机会。今年的亚洲地区教育大学校长论坛”主旨是“展望亚洲教育大学的未来”，为亚洲教育大学的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共享他们塑造亚洲区域教师教育未来的经验，并以此为社会变革、人类发展而提供支持。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教育不再只是为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现在的教师还是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成为学生多方面学习的样本，尤其在道德养成方面，教师有责任培养学生“全人发展”。因此，我们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都可以看见，教师的道德引导在学生的发展中担当重要使命。这对于教育大学非常重要。

    在香港，我们的学校课程目标在于为培养学生发展可持续的价值观和态度而提供宽阔的学习经历。我们希望为我们年轻一代的终身学习和“全人发展”奠定基础，并通过多种校园内外的学习活动来浸染灌输他们有关个人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比如道德、坚韧、仁爱、归属感。

    王赓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香港大学前校长）

    今天的教育，已经与大批量生产、市场策划和价格挂钩，也与顾客满意度、质量管理、规模效益等概念拉上关系。目前，教育越来越被人视为一种生产“模式”，是故也同样受制于生产力的相关“规律”。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生产力”这个议题。

    我们应如何理解这种特别的生产力？要从数量、质量、原创性、探索力这四个方面去探究。

    教育界和有关部门需要确定培育教育人才的模式，并确定教育事业实质上带来了什么效果。大学固然要着重培育出拥有丰富知识和教学技巧的教师，但也要避免把这种培育变成为追求大学排名的竞争工具，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传统人文价值。

    大学发展不能迷信所谓“国际化”

    张炳良（香港教育学院校长）：今天的全球化大多意味着向西方（主要是英美）资本主义及其制度产物靠拢，因此，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一定真能促进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价值。如果国际化真正推广全球意识或世界主义，便应倡导一种多元面向的发展过程，趋向发展强调“多元文化”的大学。真正的全球化应是稳固地植根于跨文化滋养和互相学习之上，而非效法或靠拢任何一套“普遍性”的基准，这样做会改变或戕害本土特质的多元表现。

    但实际上，部分大学和学者一直以来都忧虑那些倚仗由美国和西欧发展出来的国际基准和指标，使得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边缘化。有关本土的研究，有时由于语言和内容的问题，很难刊载到英美的“国际”期刊上。有时，如何定义“国际化”是极为随意的──美国的学术期刊比英国或澳洲期刊更容易被评为具有“国际性”，而英澳期刊又被视为较亚洲或香港期刊更具“国际”性。这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本地的、以中文写成的、亚洲出版的期刊被视为次等，令其发展受阻。

    以英语出版或国际性发行学术著作并无不妥，令人忧虑的是对所谓国际基准的迷信，已演变成一个游戏，就是由海外已建立权威的（主要是英美）学术界主导了议题。研究的表现如何，是以被“国际”期刊或其刊出的论文引述过多少次来界定，有时并不理会研究对本土是否有贡献。这样做，本土学术界的学术自由便被海外期刊编辑或院校所支配甚至垄断了！

    这种把国际期刊采用率和研究成果被引用次数作为考评办法的所谓客观计量方法，使学术研究和出版变成“学科”的追求，而非“学问”的追求。现时区域内学者面对的重大挑战，就是克服语言障碍，使非西方（如亚洲）的范式及学术更广为人知；若不如此，再多的国际化只会引向一条单程路，不利开拓知识和经验。 

    总之，国际化不应妨害本土学术根源的深化，反之，它应肯定跨文化和跨国家的多元性，应协助培养学问多元化和生机勃发的学术环境。

    大学要植根本土传播智慧

    卡萨纳·万拉温（Kasama Varavarn）博士（泰国教育部前常任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教育研究所理事会主席）

    1974 年，在全球化影响下，泰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教育普及化，让国内几乎所有青少年获得教育机会。惟大部分居住在偏远山区而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都觉得西方学科与自己的生活无关，导致辍学的情况严重。而继续升学的学子，则与本地生活日益脱节，长大后因而离乡到城市发展，而在学校所学习的知识则帮助他们谋生。同时，这些毕业生面对全球化无孔不入地浸入社会每个环节时，束手无策，无力反抗。

    泰国一位知名学者将当时的泰国教育制度与一则著名的《伊索寓言》作比较，并提醒：“一个国家若漠视她本身的传统智慧，就好像一头小鹿把自己身边的树叶啃掉，吃掉了自己的藏身之所，让自己暴露在猎户眼前。”

    于是，1978 年时泰国进行了课程改革，重新恢复在泰国学校内传授泰国传统智慧。泰国传统智慧及生活模式一方面各成独立学科，同时亦融入到每个学科之内。每所学校都分获特别教育基金，用作聘请校外专才任教有关学科。同时在学校以外，政府确定多位国内和地方泰国传统文化学者，并帮助提升他们的作品水平，在大众中广为传播。

    20年后，在校内传授泰国传统智慧再次经历了另一个转变。为培养更能与全球接轨、更具竞争力的劳动人口，泰国传统智慧不再是教育内容本身，却被视为一道桥梁，一种媒介，让国家可以在其文化优势上，为自己发展创意经济，这同样能让学生达到国际水平。于是，泰国传统智慧更被视为一个载体，让教育可以培养能自我主导、具创新能力的学习者，主动地面向21世纪。

    张炳良：中国的大学设立于清末，建基于欧洲和美国模式，视学习西方的科学、工业和武器为复兴中国的工具。但是，中国当代的大学领袖则从未忘记传承自身的文化。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理想就包含多文化元素：“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19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钱穆在香港设立新亚书院时，曾企望能连结宋明的“书院”精神，而同时采纳西欧大学的导师制度，以致能在更高的人文主义教育目标下，贯穿中西文化。最近，在中国内地有人尝试恢复“书院”传统。显然中国学者从未丢失这种迫切渴望，尝试在现代大学制度下恢复和保留中国人文主义的传统，尽管在当前单一面向的“世界级”大学游戏下，这种文化复兴很难实现。

    一所香港21世纪的理想大学，应该追求具有灵魂的卓越，深深觉醒其人文使命以及在丰富文明发展中的角色。她要能融合西方现代特性及亚洲的重要学术传统，贯通过去、现在及未来，联系本土、国家及国际。在香港这个华人社会所设立的大学，有条件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学术和中国文人德性寻找到现代大学的典范。因此，香港的大学应将此富饶的学术才具，视为其弥足珍贵的传承。

    （本报记者 练玉春整理）

    快评

    履行责任，是为“大学”

    “我们确认教育对区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培养有知识、有理解力、有道德的人才，并拓展人的潜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把握机遇，以不同方式让区内所有儿童均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素质。”

    “致力培育优质教师，支援持续专业发展，并为社群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积极参与研究和发展项目，以支持教育政策的制订、教育实践及创新，从而为本区和全球教育作出贡献。”

    “加强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学术交流，分享优秀实践经验，以发展本区及全球各地的教育体系和教师教育。”

    这是日前在香港召开的“亚洲地区教育大学校长论坛”所发布的联合声明。

    21世纪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的潜能，以面对社会、科技、经济急速变革所带来的挑战。这基本已经是教育界的共识。

    而教师的角色较以往任何年代更为重要，社会对教师的要求也较以往为高。这是所有教育类大学的共识。

    大学为了进一步提升今日和未来社会的人员素质、教育素质，必须肩负责任，这更是所有大学和大学中人的共识。

    有共识，才有合作；有责任，就必须履行；有行动，才有成功的进步。

    这不是大话套话好听的话，而是现实局势或者说是高等教育必将面临的真实。

    履行责任，是为“大学”。

    所以，我们有期待。

    （方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