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不宜以法来强制

    记者：高教授，随着一些不符合传统道德标准的行为和事件被广泛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以法律强制的手段来规范道德，比如制定中国的“撒玛利亚好人法”、将“见死不救”入罪等。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高仰光：的确，在“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全民大讨论之中，很多人为当前部分人身上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感到忧虑，希望借法律的权威匡扶社会道德，让见危不救的行为入罪，使那些以冷漠为机智，以粗暴为个性，以鄙俗为时髦，以浪费为骄傲，以争夺为乐趣的小人不仅遭受人们的白眼和口水，还有法律的严厉制裁。

    这一观点在法律伦理化的社会是说得通的，是有见地的。宪法之下的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人格，在道德层面更无三六九等之分。但是，以法律匡扶道德的初衷虽好，却有一定风险。前车之鉴，古已有之。魏文帝曹丕曾经为了拉拢士族而颁布九品官人法，将道德标准法律化，以标示德行与才干的九个品位作为选官取仕的参照。但是，这一制度仅仅运行了几十年时间，就因为西晋权贵阶层强占道德高地而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门阀对国家政治加以垄断，损害了社会的机会平等。所以，如果法律过多介入道德领域维持秩序，本来发源于个人“趋向善之本能”的道德就会失去流动、可变性和多元性，转化成一套影响人们行为预期的硬邦邦的标准。

    诚然，中国古代自秦汉至明清都规定有“见危不救罪”，而源于《圣经·新约》典故的“撒玛利亚好人法”也在很多现代西方国家的刑法之中生根发芽，但是这些律令法典的施行并非都取得了一致的好结果。实际上，中国古代“见危不救罪”始终与以株连为特征的“邻伍连坐”制度相配套，因为唯有建立人盯人的社会监督体系，“见危不救罪”才具有可操作性。以当今社会的科技水平，虽然不至于重施保甲，但是依靠摄像头等工具加大监控力度，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从效果而论，引入“见危不救罪”还可能引发某些超出立法者预料的情况，比如，难保不会形成“老人一上街，众人鸟兽散”的结果。

    所以说，行善不宜强制。如果强制人们行善，那么人们不仅会谈善色变，而且会千方百计地规避行善，到头来很可能适得其反。常言说的好：欲速则不达。如果人们总是寄期望于用法律快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本身显然就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