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灯塔

    文坛的一股春风——作代会，着实让秋风萧瑟的京城热闹了几天。落幕之时，见友人们行色匆匆各奔东西，心中除了祝福也不免生出几丝惆怅。作家代表大会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一次文学盛会，东方西方我走过一些国家，像中国这样给作家们以如此尊贵社会地位的，的确少见。持各种思想见解的、各派各民族作家，在中国作协这一大旗下走到一起开会，恐怕是当今世界哪儿都没有的壮观景象。

    总感觉自己走上文学道路很幸运，使命更为神圣。此时，我不觉怀念起引我走进文学之门的几位先师。年轻时，我常年游荡在科尔沁荒原上，放羊割草劳动锻炼，唯一温暖心灵的便是两本被翻烂的文学著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伏尼契的《牛虻》。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的人生路走得很艰辛。有一天下午，在下放的新河公社田间劳作时，偶然看见两三个文人走进农田来，为首的五十来岁，中等个儿，笑声很洪亮，说他是来深入生活的作家张长弓。一直想走进文学殿堂的我，顿时心热，当晚鼓起勇气敲响了他住处的门，颤颤巍巍地把自己在油灯下、被窝里写的一篇小说捧给他请教。

    长弓老师抬眼打量着我这个一脚泥的蒙古族青年，很惊诧，赶紧放下手头的活儿，热情地接待了我。

    第二天，长弓老师走了，留下对小说的修改意见，还有一封写给《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吴之楠编辑的推荐信。小说半年后在《解放军文艺》（1975年1期）上发表了，这就是我的小说处女作《高高的乌兰哈达》，写的是人工种草改造草原的故事。从此，我挤上了这列前方闪烁着迷人灯光的文学列车，但长弓老师自那次以后始终未能谋面。在我人生之路最为迷茫的时期，是文学之灯指引我摆脱困境，摆脱心灵苦闷，怀揣着理想面对艰辛前行，而当时前方举灯的那位前辈就是张长弓老师，他生前是几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的老代表、内蒙古作协副主席。虽然相见如流星般短暂，可灯光永恒明亮，照耀了我的一生。

    时代在风云变幻中步入80年代，而我自己的生活之路依然磕磕绊绊。正当我在科尔沁左翼后旗沙坨子中搞“青贮饲料”，挖沙坑时，机缘的灯塔再次照亮了我，《当代》杂志发来一封信，约我进京改稿。自此，我当上了最早的“北漂”一族，梦想着靠文学来拯救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次，我认识了周燕茹老师并参加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密云水库石骆驼创作笔会。笔会快结束时，突然从一间大屋子里传出朗朗大笑声，门敞开着，燕茹老师把我从门口喊进去，介绍说这位就是刘绍棠老师。我几乎不敢相信，当年蜚声文坛的“神童作家”刘绍棠，就是眼前这位衣着朴素、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人。

    几天相处下来，我发现绍棠老师为人豪爽，没什么架子，酒量了得。那一晚他喝了七八两茅台，依然谈兴高涨。我当时带去的是小说《沙狐》初稿，燕茹老师推荐给刘绍棠把把脉。从此，我与他结下师生缘，多次去光明胡同登门拜访请教。有一次，走进他的书房兼工作室的四合院南屋时，三张桌上摊放着三部正在同时创作中的长篇小说。我十分惊讶，一个人怎么能齐头并进同时写三部小说？绍棠老师就是这么神奇，从小就与众不同，13岁起发作品、20岁时当上了全国最小年龄的“右派”，又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最多产的作家。他当时笑着对我说，他要几年内完成12部长篇的写作计划。告别时，他用经刻意修整变斜粗的钢笔为我题字，送给我再版的《蒲柳人家》，书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房。

    也是这次，绍棠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一个重要请求，当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还拉上了赵金九老师一块儿帮我。他的这种提携年轻人的精神，让我终生难忘，铭感于心。他是我走向文坛的另一引路人，是那个举着灯火照亮我继续向前的先哲。遗憾的是，他后来中风半瘫，每次去探望时都见他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恢复训练，并为完成他的12部长篇计划而拖着半瘫的身体奋斗着，苦行着，就像一匹高昂着头颅于大漠中顽强奋进的老骆驼。他的这种执著的献身文学的风骨，至今是我脑海中永不熄灭的灯塔之光。

    在六届作代会上，在京丰宾馆的一间普通房屋里，我有幸拜识了从小仰慕的著名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先生。可以说，他的诗是最早照亮我心灵的文学之光，我是读着他的诗长大的。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库伦旗一座旧庙里的中学语文课堂上，我的语文老师第一次向我们朗读了巴·布林贝赫的诗：《北海公园之歌》。那诗行中的澎湃激情，涌动的排比浪潮，优美纯正的蒙古文字意境，一下子感染了我，攫住了我，撞响了我心中的文学之钟。巴·布林贝赫的诗，影响了当代蒙古族文学两三代人，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奠基人之一，他用杰出的诗才开创了一代诗风。走进他房门时，我心里充滿了忐忑和崇敬之情。灯光下，他略显刚毅的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学者的气质与诗人的敏感使他的双眼更具有了穿透人灵魂的深邃。没有几句，他就提起我当时发在《文艺报》上的散文《嘎达梅林小路》，赞许说：“你是第一个从开垦、从草原生态这个角度诠释嘎达梅林的人。”得知我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查嘎达梅林事迹，采访过数十位参加嘎达梅林起义的幸存者或知情老人、亲属，并写有五本30多万字采访记录时，先生更是惊叹不已，极力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完成这部历史巨著。今年，70万字的小说《青旗·嘎达梅林》终于出版，可先生已驾鹤西去，未能当面请先生赐教，竟成终生憾事。

    八届作代会已结束，为时代写作的号角再次响起。那年在巴黎，我误打误撞走进马布里咖啡馆，被称之为“20世纪人类良心”的萨特就曾在那里创作过许多不朽之作。记得当时，我手里捧着法式热红茶，触景生情地想起他七十多年前坐在这儿完成的一部著名作品《为什么写作？》。也许，他就是坐在那里拒绝了瑞典老头们送来的诺贝尔文学大奖的吧。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感觉到马布里咖啡馆那黑夜中闪烁的幽幽灯光，感觉到萨特那不灭的思想光芒。把为劳苦大众、为底层人民、为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写作当作己任的中国作家们，更应该坚定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的精神追求。

    让文学的灯塔，永远闪烁迷人的光芒，温暖人类的心灵吧。

    （作者为著名蒙古族小说家，曾获台湾联合文学金奖等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