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广东五华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做人要多做好事”。1998年,当时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偶然间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招募老师支教的消息,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去了贵州一个山区小学义务支教。到现在我做了14年义工,感触很多。做好事不仅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成就自己,这也是很多深圳人信奉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理念。
深圳是个非常年轻的城市,但这座城市却不缺乏有爱心的人。像打工仔张定亮,本来自己平时工作就很忙,劳动强度很大,但还是抽出时间,为处于家庭暴力环境中的孩子提供情感护理;像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孙影,现在已经是九进贵州了,我每次见到她都会叮嘱:“要保重身体。”因为我知道,她总是想着怎么样让山区孩子过得更好,而很少考虑到自己。我身边这样乐于助人的人太多了!
这几年,我经常被邀请到大学、企业、部队做关于志愿服务的讲座。凡是我去过的地方,基本都会成立义工组织,很多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义工文化已经成为他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如今的深圳,到处都能看到穿着红马甲的义工,市民以当义工为荣,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去做义工。现在“有时间做义工,有困难找义工”,已经成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精神标志。很多人经常问我:“怎样才能做义工啊?”有的是父母亲、爷爷、奶奶帮自己的儿子、孙子报名参加义工。
说到彭宇案、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偶然因素,不能因为个别事件就否认了我们的大环境。我和朋友在谈起这些事时,大家都觉得,如果自己身边有老人跌倒,首先不会去想会不会连累自己,而是先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他救起来。前些日子,我和朋友开车到宝安参加一个活动,路上发现一辆小车在高速公路上侧翻了,我们立即停下来,问需不需要帮助,在对方一直坚持说不需要后我们才离开。我相信身边很多朋友和义工都会这样做。
前不久,我在深圳的报纸上看到一件感人的小事:有个小偷偷了别人的东西逃跑,后面有个人去追他,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去追。你看,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它说明人们并不是有些人说得那么冷漠,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见义勇为,乐于助人,还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主流。
(深圳竹园小学副校长李泓霖口述 本报记者易运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