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廥烧”与城市经济发展

    《史记》称赵孝成王十二年（前254年）“邯郸廥烧”。对于这一条记载，历代学者多未提出异议。笔者认为，这条记载虽然简略，但给我们提供的历史信息远不止于这四个字。今试考之，以求教于方家。

    毋庸置疑，“邯郸”是赵国都城，“烧”即“焚烧、燃烧”，所困惑的是“廥”字。有关“廥”字记载的早期文献首推《管子》。《管子·度地》称“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很明显，“虚牢狱”和“实廥仓”上下对称连贯，“牢”、“狱”对称同义，“廥”、“仓”也是对称同义，都是指仓。 

    到了秦代，文献中多次出现“廥”字。《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中称“入禾稼、刍藁，辄为廥籍，上内史。”这就是说，谷物、刍藁入仓，就要记入仓的簿籍，上报内史。“廥籍”就是仓的簿籍。另外，在睡虎地秦简中还出现了“廥才（在）都邑”和“新仓啬夫，新佐、史主廥者，必以廥籍度之”。这一方面说明“廥”这种仓既可储放粮食，又可储存刍藁；另一方面说明“廥”这种仓建置于秦国的都邑，并有专门的管理者和粮草登记管理制度。从而印证了“邯郸廥烧”就是指位于赵国都城邯郸，用于储存堆放粮草的“廥”仓被火所烧。

    记载赵国邯郸仓库文献，不止此一条。《史记·苏秦传》载，赵肃侯十二年（前338年），苏秦游说赵肃侯时云“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这里“粟支数年”说明当时赵国的粮食之多。粮食储存多，就说明赵国粮仓多，作为都城，邯郸的仓储业就应该更发达。

    先秦时期仓和库是有严格区别的，仓用于储存农产品的谷物，库用以储存手工业制品的车马兵甲宝物等。黄盛璋先生曾根据有关铸铜兵器及其铭文，对赵国的兵器铸造、监造系统作了考察，认为在赵都邯郸存在着中央官府与邯郸地方所造两个系统。也就是说，赵国的武库管理存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那么，与此对应，仓的管理也很有可能存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赵国的“廥”位于都城邯郸、秦国的“廥才（在）都邑”，说明“廥”一般建置于都城或者重要的城市，其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廥”很可能就是由赵国中央管理的用于粮草堆放储存的一种仓。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十一年，城元氏，县上原。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郸廥烧。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司马迁所罗列以上三年历史必然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历史，也必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之大事。“廥”仓必然是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粮草堆放储存场所。只有这样，“邯郸廥烧”才能与十一年的“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和十四年的“平原君赵胜死”这两件重大事件相提并论。“邯郸廥烧”应是一次赵国中央政府管理的、堆放粮草仓的一次大火灾。

    实际上，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地的人们很早就懂得储存粮食。据考古资料，早在距今七千多年的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1976年至1978年发掘的88个窑穴中都有粟的堆积，其体积约109立方米，折合重量138200余斤。此外，磁山遗址还发掘了大量农用石器和骨器，磁山原始人已经能够较大面积地种植栽培作物粟，掌握了基本的栽培方法，磁山的原始农业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春秋时期，邯郸经济进一步发展。发生在公元前546年的“织絇邯郸”就是一例。《尔雅注疏》卷五称：“絇，屡头饰也。……一云亦罥名者，言此经絇亦罥罟之别名也。”新版《辞源》即沿用此说。如果是前者，则说明邯郸当时制鞋业似分工很细，已有专门制作鞋头装饰的手工业者或手工业作坊；如果是后者，也说明邯郸已有专门制作供捕鱼或捕鸟兽之用的织网业。无论哪种解释，都说明邯郸的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行业分工或行业内部分工较细。

    到了战国时期，邯郸成为赵国都城，政治地位的提高更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邯郸成为黄河以北地区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当时冶铁业和铸铜业是邯郸手工业的主要部门。据史料记载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可与王者埒富。可见冶铁作坊和生产规模之大。考古资料也证实了当时邯郸冶铁业的存在和发达。在今邯郸市区的动土工程中，曾在战国邯郸城的遗址范围内发现两处战国时代的冶炼遗址。在传世和考古出土中还有不少面文为“甘丹”（即“邯郸”）的铸铜布币和刀币。在今邯郸市区也曾发现一处战国铸铜遗址。这些都反映出邯郸铸铜业在邯郸手工业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据史籍记载和考古材料，当时邯郸的手工业中还有制陶、酿酒、石器制作、骨器制作等部门。战国时期，邯郸“北通燕诼，南有郑卫”，位于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干道上，又西接上党，处于山西高原东出河北平原通道的交汇点，因此，发达和繁荣的商业，是邯郸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策·秦策》有“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盐铁论·通有》中有所谓“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 都明确无误地显示了赵地舍本逐末、重商轻农这一商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和从事商业投机的普遍。战国至西汉古典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区域经济的活跃，还导致了一系列工商都市的出现。在各个经济区内，一般都有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而赵地的邯郸更在全国都市群中名列前茅。《汉书·食货志》称汉末王莽时曾于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邯郸则居于“五都”序列之二，仅次于洛阳，是当时全国除长安、洛阳之外最大的工商城市。《读史方舆纪要》称邯郸“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是为河北面向中原的门户。邯郸成为黄河以北地区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作者单位：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