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夜,几乎和微风如影随形。漫步在西湖的西泠桥畔,默默注视着西湖波光里起起伏伏的月影,仿佛听到了远处白堤和苏堤上两朝大诗人的浅唱低吟。
白居易,口中低吟着民生疾苦的诗句,胸中装着杭州十万百姓的忧乐。为了造福一方生灵,他抛却个人的荣辱悲欢,挽起刚被墨汁蘸湿的袖口,同全城百姓一起构筑民心的长城。从此,后人的诗句在延续,而白居易却在几年以后乘着他的大白马踏上新路,月华下他缓缓回望十里长堤,内心不禁思绪万千。唐代的官员大都想象力丰富,尤其在点点诗行间,但像白居易一样拿想象力去造福一方桑梓的,却为数不多。望着矗立在湖畔居旁的白居易塑像,我不禁想象在月光映照下的西湖边,白居易凝重的目光深沉地注视着为他前来送行的杭城百姓,在阵阵挽留的呼唤中,他恋恋不舍地跨上白马,用心把湖光山色的黛影和百姓的一片真挚摄入低吟的诗囊,和着他的忧思缓缓踏上漫漫长途。
唐代的诗人都热爱自己的圣朝,因为这儿有太多的苍茫、太多的光耀,也有太多的繁华、太多的强大。因为他们的心境大多在昂扬间加入几许期待几分向往。群星闪耀的诗空下,不仅有心情豪迈的高歌,也有感情真挚的低吟。可圣朝还是在唐玄宗重色轻国的嬉戏中无可挽回地没落了。
不变的是水一样的湖光山色。五代十国的纷争硝烟把杭州带到了军力孱弱却文气葱郁的宋朝。白堤的思想触角也延伸出苏堤的翠湖春晓。只见西湖边的石板路上又迎来了一位饱经忧患却自诩“外儒内佛”的大诗人苏轼,也就是人们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苏东坡。这也是一位想象力十分丰富的太守,只不过想象力到了宋代,多了几分沉郁,少了些许昂扬。他放下案几上的诗卷,拍一拍旅途劳顿的风尘,挽起衣袖投入到筑堤的人流中去了。水还是那样潋滟,山还是那么空濛,然而东坡的思绪却始终在百姓身上。他对身后朝中的阵阵恶浪全不在意,修堤之余,只见他微笑中捻着胡须,缓缓登上望湖楼,望着满眼的湖山秀色,诗口一出,便是一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
这样在月下走着,不禁肃然了,西湖的景和历史的情是水乳交融的,诗句外的身影指点着百姓走上一条康庄大堤。
据资料显示,杭州人的“幸福指数”比周边的县市乃至国内许多大都市要高。向着“中国最宜居城市”目标迈进的杭州人,深深懂得生活节奏的快慢无关幸福,关键在于自己的心境。而这一片葱葱郁郁的翠色环抱中的湖光山色,又使杭州人对幸福的理解多了几分灵性。
杭州人白天忙碌,晚上闲适,并能在闲适的月下渐渐走出一片新的天地。鲁迅在1924年曾写过《论雷峰塔的倒掉》,无疑为压镇塔下的白娘子与许仙重新复合埋下了伏笔。塔是不幸福的象征,而幸福则是自由的解脱。如果说许仙和白娘子的幸福源于他们的爱情追求,白居易和苏东坡的幸福则源于他们为杭城百姓的造福。两位大诗人的生涯都颇为坎坷,有时,失意是一种重获,得意是一种丧失,在一次次与山水精灵的对话中,他们完成了自己文化人格、人生取向的净化与升华。自然的情,人文的景在此交汇,后人的口口相传,使得杭州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杭州,而是幸福的荟萃之地。
月华下的西子湖,波光粼粼,万般仪态。杂花生树,草长莺飞。带着满心的空灵和幸福,我告别杭城,踏上了归途。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