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的炎帝神农氏

    炎帝作为与黄帝并列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历来受到我国人民的尊重与景仰。中华儿女不论漂泊何处，都被称作炎黄子孙。炎黄二帝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共同血缘纽带，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赖以彰显的精神支柱。

    在诸多史籍中，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相传他教民稼穑，亲尝百草，是我国农业生产和中医药业的开山鼻祖，发明的农业生产工具是我们先人较早迈入农耕文明的表征。

    在民间传说中，炎帝神农氏甚至还有制陶、煮盐、牛耕、制造琴瑟等种种发明。他所创立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集市交易规范，又使得炎帝神农氏被视为贸易业的祖师。炎帝之所以广受历代百姓的爱戴，不仅仅因为他是上古三皇五帝时代我们华夏民族的杰出首领之一，更在于他与民同作，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的君子仁德。古籍中记载炎帝神农氏治理国家时，巡历甚广，“神农驰于国中……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常年的劳作使得他最后积劳成疾，“崩葬长沙茶乡之尾”，即今之湖南省炎陵县。

    正由于炎帝广泛的巡行和事必躬亲的劳作，我国许多地方至今都留有炎帝神农氏的历史遗迹、民间传说乃至祭祀祠庙。炎黄子孙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迁徙、融合、繁衍生息，不能忘却炎帝对我们民族凝聚的感召力。炎帝神农氏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是中华文明追根溯本的源泉。

    从先秦至明清，历代古籍中对炎帝神农氏的记载不可胜数。既有正史、十三经如《史记》、《孟子》等，亦有杂史、别史如《国语》、《路史》等；既有先秦诸子如《庄子》、《韩非子》等，又有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等；既有出土古书如《竹书纪年》，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历代碑刻和诗文。如此诸多对炎帝神农氏描述的文字，或有弥足珍贵的史实，或亦有不少掺糅了民间传说乃至神话故事，众说纷纭，抵牾不合者亦不在少数。因此对炎帝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必然离不开对古文献的先行整理，而古文献的整理又必由文字资料的收集始。

    把分散在历代各类文献中关于炎帝神农的材料收集起来，逐一标点校对，将是一件非常繁琐而又极需耐性的工作。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由万里和刘范弟先生精心辑录、悉心点校，湖南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炎帝历史文献选编》，以难能可贵的精神完成了这么一项意义重大的文献基础性工作。该书引用历史文献达上千种，囊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尤其将材料零散、作者众多的历代碑铭、祭祀文和诗词歌谣曲赋赞颂等单独汇编为“诗文韵语”一类。辑校者把如此分散的材料结集在一部书中，为人们进一步鉴别、研究炎帝神农氏的生平事迹、民俗道德、科学文化、历史遗迹、祭祀典章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顾颉刚先生曾把历史学从史料到史观的不同分工形容为级级“下学”以求“上达”的过程。而材料的“积聚”与“校勘”恰恰就是这最底一级最基础的“下学”，也最为首要。只有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把“辛辛苦苦”“寻零碎”的“下学”基础打坚实了，史学的“上达”之学问才能明白无误。《炎帝历史文献选编》的出版无疑是为炎帝历史的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了扎实的“下学”文献基础。

    从点校上看，虽然《史记》、《汉书》等已有中华书局的标点本现今可供参考，但大部分的古籍资料是此次首次标点；尤其是众多碑文的辑录、标点，以及录文中缜密洗练的“辑校者按”尤见文字功底。从文献及版本的选择上看，辑校者广泛审查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各类炎帝资料，尤其重视早出文献，而在后出的文献中择其要者酌情收录。对于多版本的同一文献，辑校者也以早出版本、单行本和善本为首要考虑。由于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且古籍诸本中对具体问题的说明亦有参差歧义，故炎帝出生地与炎帝陵归属等一些问题目前学界尚存有不同的意见。然而作者并没有囿于本土情感，而是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都允实客观地给予了采集。这种对版本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炎帝历史文献选编》

    万里 刘范弟 辑校 湖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