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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0月17日，本版刊登了贺绍俊先生的《呼唤文学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对当前文学创作过于青睐塑造“经济英雄”的行为提出批评，呼吁树立正确的英雄观。文章受到评论界的关注，纷纷来文发表意见。本版开辟“文事聚焦·英雄主义创作管窥”专栏，试图从多角度提升英雄主义创作的质量，敬请期待。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李白、杜甫之所以为“诗人之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叶燮《原诗》亦云：“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沈德潜《说诗晬语》则以“襟抱”名“胸襟”：“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胸襟就是一种高远的志趣，一种伟大的抱负，一种执著追求美好人生与社会理想的恢弘气度。对一个作家来说，有娴熟的艺术创作手法无疑是重要的，但倘无一种超凡脱俗、宏阔正大的胸襟，则自不能臻于文学创作之最上乘，相反，往往只能创作出如古人所批评的“浮响肤辞”、气格卑弱的作品。所以，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甚至不无偏激地指出，文学创作，“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所谓“胸次”，其实也就是“胸襟”。
一个作家有怎样的胸襟，决定了他的作品会有怎样的思想境界，创作出有怎样襟抱的人物形象，包括英雄人物形象。从中国古代小说史看，最能写出不朽英雄形象的无过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与《西游记》，而这些小说的作者无不有着高标自举、超逸凡庸的胸襟。
且以罗贯中与吴承恩为例。罗贯中之所以能写出《三国演义》，并塑造了诸葛亮、关羽等一大批彪炳千古、凝结了民族智慧与优秀品格的英雄人物形象，关键就在于他本人首先有着非凡的胸襟。王圻《稗史汇编》说罗贯中“有志图王”，结合《三国演义》所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可以肯定地说他就是一个有着自己宏伟政治理想的人，而决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一己衣食的平庸之辈。从前“三国戏”如元杂剧《关云长千里独行》中有着小市民肚肠、患得患失的关云长，到他笔下才能变成义勇冠世、独立当世的豪杰。
与此相关，吴承恩之所以能写出《西游记》并创作出孙悟空这样顶天立地、寄托着他人生理想的神话英雄，其重要之点，乃在于吴承恩本人有着纵揽六合、吞吐天地的英雄情怀。其《二郎搜山图歌》有云：“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塑造英雄人物，高超的叙事艺术无疑是重要的，但若没有那种恢弘的“志气”即胸襟去统领，仅仅凭借技高一筹的叙事艺术，决不能真正走进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他们的“关键”，即：精、气、神。
我国现当代文学在描写英雄形象方面也取得过不俗的成就。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红岩》、《创业史》等有关革命的小说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描写改革开放的小说如《乔厂长上任记》与近十年来描写反腐败的小说如《抉择》及新时期有关富于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军旅小说等，皆不乏比较成功的英雄人物形象。
上述现当代小说作者能够塑造出比较成功的英雄形象，显然也离不开他们所具有的博大胸襟。作家柳青、张平的创作便是例证。柳青在1951年出版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获得广泛称誉。但为了创作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毅然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长期和广大农民一起，体验生活。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写出了《创业史》这样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小说作品。作家路遥说，一个作家不能“丧失远大的使命感”，“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柳青正是这样，他从年轻时代起就是一个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命运、向往进步文学的有志之士，又有着视文学创作为伟大事业的抱负，因此才能不辜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勇敢地深入社会实践，从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自然包括创作出勇于进取、无私奉献、栩栩如生的社会主义新人英雄形象梁生宝。
当代作家张平亦然。他曾宣言：“永生永世为老百姓写作”，“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决不搁笔”。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这样一种承载了“远大的使命感”的创作襟怀，他才能创作出如《法撼汾西》中的刘郁瑞、《抉择》中的李高成这样令广大人民欣慰感奋而令腐败分子惶恐不安的反腐英雄。
如果说，罗贯中、吴承恩、柳青、张平有着超凡的胸襟，因之分别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传奇英雄、神话英雄、创业英雄、反腐英雄，那么，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跌荡的年代，作家“合为时而作”，着力描写活跃在商界有远大理想的英雄人物无疑也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写出商界英雄的作家并不多，许多作家写出的多半只是止步于追求财富的富商大贾或者说商界枭雄。
什么是英雄？可以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英雄标准。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的英雄，就是那些有着“大我”胸怀，即为了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而不避万难、英勇奋斗的人们。但当今描写商战等小说中出现的许多富商大贾或商界枭雄并不是如此，他们往往沉溺于波谲云诡的商场斗法，醉心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们似乎有着刚毅、果敢、睿智的外表，但真正关注的其实只有金钱与财富，内心并没有崇高的追求，如民族大义、社会理想、人文关怀等与他们离得很远。
在那些小说的描述中，这些人一旦取得成功，往往一掷千金、纵情声色。不少作家常常以不同的叙事方式，炫耀这些人拥有名车、豪宅、美人与无数的金钱，这似乎成了他们卓有成就的最显著的标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流露出了作家为其作品赢得最广大的读者，而竭力迎合世俗社会通常认为的功名、财富、美人的取得，是成功的标志那样一种甚为媚俗的创作心理，是作家本人缺乏远大怀抱的表现。
李贽说：“有是格，便有是调。”一个作家如果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与自觉的文化担当这样一种宽广的胸襟，他无论写什么作品都不会自成高格，也决不可能写出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苏轼曾说：“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在市场经济时代，描写富商大贾等人物无可厚非，但作家如果仅仅侧重于描写他们的商场斗法及其世俗意义层面上的成功，其价值必定有限。作家一定要“事外致远”，即通过描写富商大贾等的艰辛创业，开掘出当下中国社会更深刻的内涵。这就需要作家本人具有非同寻常的眼光与胸襟，而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祛除媚俗的创作心态。沈德潜曾赞赏“陶渊明诗胸次浩然，天真绝俗”。如果陶渊明满腹俗念，他还能创作出了无尘心、趣味隽永、令千百年来读者赞叹不已的田园诗吗？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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