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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那会儿，北京最爱去的公园，一个是颐和园，另一个是香山。这些年年纪大了，颐和园再未去过，香山倒是常去，只是不是去爬山或赏枫，而是看望好友、剧作家王朝柱。王朝柱为了专心创作影视剧本，当然，还为了减少夫人生活照顾的劳累，好几年了，他寄居在香山脚下临时的“家”。
每次搭乘朋友的车，去王朝柱香山住处，途中在车上静坐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颐和园的佛香阁，香山的“鬼见愁”，是这两个公园的最高处。我当时年轻气盛身体好，只要是去，必定要一鼓作气攀上顶峰，尽览满园四季美景。
有次想到这些往事，我忽然顿悟：仿佛沾了香山的仙气，仿佛润了香山的圣水，王朝柱的创作步步攀高。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中，一路引领风骚越发地耀眼，被圈内人公认为一棵“常青树”。如果把他的影视作品，当做园林美景观赏，可以说，同样像香山红枫一样迷人，而且越到晚秋越加红润……
在苦难中体验人生
认识被好友通称为“柱子”的王朝柱，至今二十多年了，尽管喝茶聊天的时间不算少，敞开心扉交谈甚至于争论的时候也有，应该说,彼此还算了解还算“铁”吧。可是仔细想想，特别是提笔要写他时，王朝柱于我，仿佛就是一本似懂非懂的大书。说懂，是他那表里如一的性格；说不懂，是他近乎传奇的经历。因为王朝柱从未主动说起他的过去，我怕有什么伤痛触动他，自然也就不好随便探询，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曾真正完整地知道，王朝柱艰难坎坷成长的细节，以及他从作曲家成为作家的道路。但是，从侧面却反映出王朝柱的为人，即使今天功成名就了，他也只拿作品跟世人说话，绝对不吹嘘作品之外的事，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品性。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上来就说“我是农民”，到现在成了编剧大家，依然“我是农民”不离口。开始以为，王朝柱这么说，是在作秀。后来对他有些了解，这才知道，王朝柱对于农村、农民，有着永远解不开的心结。
这位从杂技之乡——河北吴桥走出来的苦孩子，跟朋友们讲过一个故事，那是在“文革”，王朝柱当北京保守派组织头目时，有一次江青接见红卫兵，问大家是什么出身时，王朝柱说：“我是贫农出身。”江青又问：“你家几代贫农？”王朝柱回答说：“我家从周口店起，就是贫农。”据说，此话后来成了王朝柱的“经典语言”，曾经在北京红卫兵中流行一时。即使我们未曾亲临其境，总还可以想象得出，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王朝柱说此话时是多么骄傲，说不定还带点得意忘形呢。然而，这却是王朝柱的心里话，更有着不可怀疑的真诚，因为王柱子从来不说违心话，即使是现在，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在我看来都无所谓，可贵的是不来回摇摆。那么，王朝柱何以还这样理直气壮，以自己出身于农家为荣呢？我想，这是因为王朝柱从骨子里就感念他的农民血缘，更忘不掉家乡人对他的养育之恩。
后来我知道王朝柱的童年异常悲苦。在他五六岁时，父母和他的八个兄弟姐妹相继去世，最后全家只剩下他，还有大他十多岁的哑巴哥哥。没有了大人的照顾，小哥俩生活就没有了着落，这漫长的人生路，该怎么走下去呢？幼小的王朝柱就由哑巴哥哥背着，在故乡街头乞讨为生。好在杂技之乡的人自有糊口本领，稍大后他就跟着别人学耍猴儿，后来又随乡里人学击鼓吹笛子。可是，王朝柱并未把这停留在谋生的手段上，同样也未把艰难当做苦药来吞服，而是在苦难中体验人生真谛，从谋生手段中学习本领。他十多岁击鼓弄笛喜欢音乐，开始懂得些音律乐理，这为他后来走上音乐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家乡解放后土改分地主财产，别人都抢着分地主的田地和房屋,王朝柱却傻乎乎地抱来两大箱闲书，从子经集注到公案武侠到五线谱，他都视为珍宝地饱览收藏。由此我也就理解了王朝柱后来为什么那么痴迷于图书，有着多方面的深厚渊博的学问。
当我知道了王朝柱的这段幼年经历，就完全懂得了他对农民的感情。他每每满含深情地讲述童年，一向乐观的王朝柱语调竟然那么凝重，仿佛苦难的历史还留在心室，只要轻轻地掀动就会触动他的神经。难怪在他的电视成名作《长征》《延安颂》播出后，我认识的几位文学界朋友看过后，都对我说，这两部电视剧有股深深的感情倾注其中，没有过去那种干巴巴的说教味道，政治内容的电视写到这个份儿上，并不是很容易的呀。只有作者心海情感波涛在不停涌动，作品才会展示出大气势大格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写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王朝柱是独一无二的高手了。王朝柱电视剧本的情感和气势无人代替。
童年的苦难，没有阻挡住王朝柱的成长，反而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而且铸成了他的进取心，直到今天，王朝柱都有股浩然锐气，在创作上永不满足。写了这么多部电视剧，又都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每一部都有突破，不仅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最近播放的电视剧《辛亥革命》，历史和艺术都达到一个高峰，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王朝柱。
在逆境中博览群书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天津度过的。那时每每走过富裕家庭房舍，都会听到悠扬的钢琴或小提琴声，所以在我的印象和认识中，没有良好经济状况的家庭，学习艺术特别是西洋音乐，无论如何会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比方说音乐世家的子弟，比方说家庭经济好的孩子，这都有可能走进音乐学院，因为，至少得接触过西洋乐器吧？可是，从乡间来的十五岁少年王朝柱，就是凭着一只笛子和粗通的乐理，硬是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这应该怎么解释呢？我想只能说：天赋，天赋，艺术天赋。如果说还有别的条件的话，那就是农村孩子的志气。
中央音乐学院天津和北京的校址，我都去过，那种艺术氛围是非常洋气的。一个河北农村来的孩子，进入这么一个洋气的学校，王朝柱会如何融入和适应呢？王朝柱说起当初，无限感慨。他说，我那时身穿黑棉裤黑棉袄，棉裤还是大裤裆的那种，裤腰向左边一折扎一条绳，说的满嘴是河北吴桥话，真的是土得掉渣儿了。就这样王朝柱考进中国最高音乐殿堂。出身富裕家庭或来自城市的同学，开始时对这个土里土气的同窗侧目相看，但是王朝柱的博闻强记和丰富的政经知识，以及优异的学习成绩都高人一筹，使同学不得不暗自佩服，并且得到院领导和苏联专家、老师们的称赞。他从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被院长赵沨留下做秘书。平静的校园生活，稳定的学校工作，给王朝柱未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会有怎样的前程，谁又能说得出猜得到呢？
可是，人生毕竟不是穿衣吃饭，人生更像难测的天气。当“文化大革命”风暴突然卷起，整个中国顿时成为狂热的海洋，滚滚浪涛无情地扑向老师，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还有农村孩子特有的仗义侠情，王朝柱勇敢地站出来保护老师和老干部，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一派组织的头目，后来又成了北京市红卫兵的领袖。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触“文革”领导人，隐约而敏感地觉得林彪、江青一伙人，所作所为好像潜藏着政治野心，他向同学表述了自己不满的情绪，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到天津葛沽劳改农场劳改。寒来暑往一去就是六个年头。
人生的大起大落，王朝柱没有消极对待，而是借助这段时光读书。他在农场没有干农活儿，而是放鸭、养鱼这类副食品生产，这就给他提供了灵活的时间。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读别的图书，恰逢此时毛泽东提倡读史，他就在“合法”的范围内，理直气壮地阅读历史书。从《史记》到通史，从近现代史到中共党史，一部部地阅读，一部部地研究比较，既丰富了历史知识，又开阔了人生视野，当然，更为他今天的影视创作奠定了基础。由他编剧的电视剧《辛亥革命》，最近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两轮，收视率之高反响之热烈，超过他过去的任何剧作。这是为什么？除了艺术上的精良，还因为史料的真实。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说到电视剧《辛亥革命》，在座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我搞了一辈子近代史，关于‘辛亥革命’的许多事情，都没有王朝柱说得清楚。”这正是在革命历史影视创作上，王朝柱的过人之处，更是他被业内公认为编剧大家的原因所在。
我的许多朋友经我介绍，陆续认识王朝柱以后，时不时想找王朝柱聊天儿，就是想听他讲历史故事。有次张凤珠、胡健、韩小蕙三位作家，跟我去王朝柱住处聊天儿，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整整五个小时都是王朝柱在讲，历史上每位人物的性格，每个事件经过的细枝末节，他都讲得栩栩如生清晰可见。在回家的路上，这三位女作家说起来都非常佩服王朝柱，说：“柱子的记忆力，简直就是台计算机，时间、人名、地点，这是最难记的了，柱子却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擅长历史题材创作的王朝柱，写出这么多部影视剧剧本，很少在史实上遭到质疑。
王朝柱在中央音乐学院是学作曲的，参加解放军分配到歌剧团顺理成章。后来他的文学才能又表现出来，就又调入总政话剧团当编剧。这既改变了他的命运，更让他的文学潜能得到发挥，从此，五线谱换成了方块字，用另外一种艺术形式，谱写他心中的交响乐。依然不变的就是革命的主旋律。
在创作上绝不迁就和敷衍
王朝柱赠送我的书，我未仔细数过，反正占据了书柜一格子。据王朝柱自己粗略计算，大概有两千多万字。前些时去天津参加会议，跟作家蒋子龙老弟聊天儿，同样是文学大家的蒋子龙，说到他这位沧州老乡王朝柱，蒋子龙感慨道：“柱子写了那么多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著作等身呵。”电视剧《辛亥革命》播放获得强烈反响，一位著名剧作家谈起王朝柱的成功，他概括为四个字：忠诚，勤奋。王朝柱创作的勤奋就甭说了，若说他对国家、民族、信仰的忠诚，并非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做到，具体到王朝柱，这正是他勤奋的动力。
王朝柱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天气变凉就要犯喘病，就是这样他也要坚持写作。十几年下来写出多部大戏，从《辛亥革命》到《解放》，举一人之力完成百年中国比较完整的“屏幕上的历史”，以至于被业内称为“王朝柱现象”。
作家的名气和成就，靠的是作品，而不是别的因素。王朝柱的“霸主”地位，就是靠长年累月，开始是用笔一字一字地写，后来是用电脑一字一字地敲，这才成就了他今天在影视文学界的地位。王朝柱的两千多万字作品，我不可能每部每本都仔细读。但就我读过或观赏过的作品而论，给我的总印象是：写历史注重史料翔实，写人物关注生活细节，尽管这是这类作品的普遍创作规律，但是由于王朝柱写的都是大事件大人物，因此，在这方面尤其需要注意，稍微处理欠缺就会失真或虚饰，让读者觉得不可信。可是既然是文学创作作品，又不能完全拘泥于死的史料运用，还要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才能，在这方面王朝柱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不止一次跟朋友说：“你让我写什么，我听你的；究竟怎么写，就得听我的。” 所以在王朝柱的作品中，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历史大人物，每一次都有所突破，毫无概念化和脸谱化，呈现读者面前的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领袖。有的人知道我跟王朝柱是朋友，观赏完他的电视作品，曾经向我发问：“喂，你跟王朝柱那么熟，你能告诉我，王朝柱写毛泽东，还有蒋介石，怎么每一部跟每一部都不一样啊？看过还都觉得是那么回事儿？”我想这跟王朝柱坚守的创作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无关系。
朋友们大都知道，王朝柱在创作选材上，自有其标准。正如他所说“共产党只写领袖人物，国民党只写上将以上”，其余都不在考虑之列。对于这些人物和历史的研究，王朝柱格外用心和用功。有一次朋友带一位外地干部，让我引荐找王朝柱写写某革命老区，说经费多少都不成问题，我带着这位朋友和那位干部，高高兴兴去香山找到王朝柱，好茶好话接待完我们，一说正事却被王朝柱一口回绝。原因是这个地方，这个历史事件，没有多少可写的，王朝柱绝不因你有钱，就迁就你去写。有部很重要的题材，主人公是中共领导人，王朝柱写成了剧本，专家审阅后觉得剧本基础很好，临要组织拍摄时，却遭不该干涉的人的干涉，王朝柱宁可不拍绝不屈从。所以这个剧本成了他惟一未能拍摄成的电视剧。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多。有人说王朝柱太“牛”了，有人说王朝柱太“傻”了，我却觉得，王朝柱很有主见很有智慧。作家跟任何人一样，时间就那么多，如果光认金钱或者想出大名，在创作上毫无选择和节制，粗制滥造，就不可能有精品问世，更会愧对手中的笔。有次我见王朝柱写得太苦，找他写剧本的人又多，就劝他学学有的走红作家，找几个人成立个创作工作室，由他出思想、题材和构思，然后由别人执笔完成。他听后说：“那可不行，我的本子就得我自己写，别人写我不放心。宁可自己累点儿也得亲自动手。”
王朝柱创作的电视剧本，有30部已经拍成影视片，部部获得各种大的奖项，光国家级优秀电视编剧奖，王朝柱就拿了八次，并获得中国十大编剧称号。获得如此多殊荣的，在影视编剧中，几乎绝无仅有。可是，王朝柱在创作上倾注的心血，王朝柱在生活上简单的程度，却并非陌生人所知，反正我不只一次见他用一碗素面果腹充饥，而后继续写他的剧本。像《解放》这样的大型电视剧，他也就用了半年时间，就拿出本子供有关部门审查。这样的写作速度堪称“王朝柱速度”。由于他的剧本成活率高，理所当然，约稿者也多，可他依然低调做人做事，只要你找上门来即使不写，他也总是把知道的素材，耐心讲述出来并出些主意。
在亲情友情上从不走样儿
人一阔脸就变。这是中国人最忌讳的事情，却又是许多人易犯的毛病。王朝柱在做人上的美德，比之他创作上的成就，更让我欣赏更让我敬佩。尤其是对家人和朋友，在我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未走过样儿。在追名逐利的文坛上，在热闹如市的影视圈，能够始终把握住自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王朝柱做到了，多年来甘于寂寞潜心写作，惟一应酬就是偶尔找朋友聊天儿。
就拿开作品研讨会来说吧，以王朝柱影视剧创作的影响，请些党、政、军界要人，或者请些文学界头面人物，再借助他熟悉的各级电视台，热热闹闹大肆宣传一番，让自己名声更大些，在炒作成风的文艺圈儿，我想这也算正常。何况政界军界官员中，有的还是他的朋友或领导，请过来捧捧场也没啥。岂知王朝柱另有想法，他开过的几次作品研讨会，既不请领导也不请当红评论家，连影响最大的传媒单位，都不在邀请范围，他只请多时不见的老朋友，借此机会见见面吃顿饭，对他的作品，你说几句也行，不想说也可以，他从不计较你是否说好话。用他的话说：“来了就是看得起我柱子。”所以参加他研讨会的人，多则二十来人，少则十几个人，大都是早已退休的闲人。
王朝柱为人实诚，人们愿意跟他交往，听他讲述历史轶事，还因为他宽容、大度，没有名人的架子。已故剧作家叶楠患病时，有一阵心情非常不好，时任《传媒》杂志主编的李晓燕，为给叶楠些许安慰和快乐，有天做东请几位文友吃饭，饭后想陪叶楠聊天儿解闷儿，有位朋友可能是有事情，吃完饭就匆匆离去。因为事先未跟朋友们说明，包括王朝柱在内也跟着走了，惹得叶楠大发脾气，冲着我喊：“你不是说聊聊天儿吗，怎么都抹抹嘴走啦？”我一看事情不妙，未给老叶带来快乐，反而给他增添了烦恼，怕影响叶楠身体，立刻给王朝柱打电话，王朝柱“打的”走到半路，又折回来陪叶楠聊天儿，直至傍晚，叶楠听王朝柱讲那些历史故事，忘记了前边的不快，大家才高高兴兴地回家。
王朝柱的《解放》和《辛亥革命》，都是跟天津合作拍摄的，他的下一部电视剧《寻路（暂定名）》，很可能还与天津合作。有朋友对此大为不解。后来在一次电话聊天儿中，王朝柱深情地跟我说：“我在音乐学院读书，‘文革’中当‘反革命’劳改，我的第一部作品《巨人的握手》拍摄，都是在天津呵，我的户口在天津一放就是三十年，直到去年才迁到北京落户。我早把自己看做天津人了，天津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为故乡做点事，这还不是应该的吗？”
我一向认为，只有善待家人和重情义的人，你去交往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一个人如果对家人都不好，不可能对外人好到哪儿去。我最初认定王朝柱是可成为朋友的人，就是看重他刚开始影视创作，得到第一笔稿费没有自己花掉，而是让他爱人带着两个女儿，趁春节放假之机出国旅游，自己孤零零地在家泡方便面吃。
在王朝柱的心目中，友情比金钱官位都要神圣和重要。
王朝柱常说：“这年头人与人的关系，能够维持三年以上，就相当不容易啦。”可是，我和李硕儒跟王朝柱的友情，至今已经二三十年了，王朝柱这位老弟始终如一，对我和硕儒两位大哥尊重关照。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浓厚感情的人，怎能写出那么多部影视剧，感动千百万观众？而即使政治色彩很浓的影视剧，在王朝柱笔下都充满感情，我想其原因就在于剧作家王朝柱，是位有深情厚谊的人。他就如同香山的枫树，越是经过霜季就越红润亮丽，默默地把真诚献给千万读者和观众。
好样的，王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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