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卖书”记

    我在哈佛教中文的那几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年年都有一次卖旧书的盛会。说卖旧书是盛会未免有些夸张，不过对我来说，买旧书比买新书要激动得多。买旧书时，你不能像在书店里那样悠闲地翻阅，那样从容地挑选；买旧书时，你得抢在第一时间去寻觅你要的宝贝，你要在五花八门的书堆里淘出对你发光的金子。寻宝淘金总是让人激动，不只我一个人激动，你看那些闻讯赶来的人，个个都很激动。

    卖书的地方在走廊尽头的会议室。离卖书的时间还早，买书的人已经从会议室门口排到了大楼门口。大家引颈翘望，盼着快点儿开门。这急急的样子有点儿像闹饥荒时抢购食物；又像是某个商店大降价时疯狂购物。

    终于等到了开门，人们一下子拥进堆满了书籍、杂志的会议室。这时候大家像换了个人似的，刚才还聊着天的这会儿不说话了，见到熟人也不招呼了，书丛中只见人头攒动，只有一片“哗哗”的翻书声和时不时书本掉落在地上的“噗噗”声。

    哈佛燕京年年都卖书，年年来买书的人都有了经验，知道这里的宝贝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为了多一些机会，多一份收获，每个人的眼睛就像探照灯似的在书架上快速地扫来扫去；许多只手把一本本的书从书堆中抽出又很快地放回。此时此刻，书名只要大概齐，不管内容如何，无论版本好坏，先拿在手里，抱在怀里，甚至堆在角落里再说。

    也就是个把小时，几乎所有的书都被翻检过一遍，自己需要的书也都搜罗得差不多了。这时候一个个回过身去，把属于自己的那堆书从头到尾，一本本地再次斟酌、筛选，去芜存菁。

    有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一本你最想要的书在别人手里。你就会身不由己地跟着他走来走去，盼望他能把书搁回书架。然而，当他最终还是把书放进他的那一堆儿的时候，你也就只好眼巴巴地望洋兴叹了。不过，你还有希望，希望他在最后付款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很多人都这样，自己挑好了，并不忙着离去，而是守在别人的旁边，拣拣别人淘汰下来的。要不，就站在门口的付款处，等着接收那些付钱时才发现银子金贵的人恋恋不舍留下来的宝贝。

    这买旧书的情景，听我如此这般地描绘了，就好像是一个你争我夺的战场，或者是一个无情无奈的情场，其实也不尽然。

    有那么一回，一位研究生模样的女生，对我手里一本《XX的源流》的书不停地赞叹。有过很多次同样经历的我自然明白她的心思，我自称是诸子百家无所不收的书橱，能到我手里的书就一定会随我回家的。可是经不住她那赞叹后面的渴望，想起曾几何时我也有过这样的心情，想到在国外这地方能找到对自己专业有用的书实在太难了。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让她把对书的赞叹变成对我的感谢。

    哈佛燕京图书馆是世界著名的东亚图书馆，馆内的中文图书有70多万册，藏书量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居全美第二。图书馆的入口处很自豪地悬挂着古文字学家罗振玉1931年手书的“拥书权拜小诸侯”的横幅，意思是说“拥有万卷藏书相当于独尊一方的诸侯”。

    我们知道，任何一家图书馆，不管它的藏书多么丰富，也还是要不断地购书以扩收藏的。为了腾地方安置新书，就要把一些旧书和重复的书腾出来。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都是好书，放出来的自然也就都是宝贝了。所以每年卖书的告示一出，大家奔走相告，趋之若鹜。

    大家对燕京卖书情有独钟，不仅因为那些书都是宝贝，还因为那些宝贝的价钱便宜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美国，大概只有中国城的中国书店才有中文书可卖。书也是以稀为贵的，中国书店的书价高得吓人。很多出售大陆书的书店似乎都遵循着这样一个规矩：不论近几年大陆的书价如何飙涨，他们都按照书后面的原始标价出售，只是买书的人需要用美金付这个数。这也奇了怪了，在洋人的世界里，几乎所有"Made in China"的东西都很便宜，唯独中文书除外。对于中国书店的中文书，除非是特别急需者，我一般不敢问津，许多书我都从国内带来。1997年暑期率全家回国，妻儿与我，用国际航班允许的最大额度，带回来了7箱子书。第7箱书是化整为零，手提肩背上飞机的。

    那么，燕京卖的书到底有多便宜呢？随便从书架上抽几本来看看：精装十六开1166页的《辞海·（第一分册）语词》，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1年版，只要两美金；1410页臧励龢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两美金；777页（清）袁枚《新齐谐·续新齐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两美金；“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的《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一套4册，每册2500多页，也是两美金一册。还有清人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民国政府教育部编的《国音常用字汇》、赵元任的《国语辞典》、吕思勉的《先秦史》、赵诚的《甲骨文与商代文化》、周一良的《中国历史通览》、冯钟平的《中国园林建筑》、张静贤的《现代汉字教程》、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等等，都是两美金一本。

    这些书实在是太便宜了！便宜到这个份儿上，你就不好说是花了银子买的，可是要说拣来的又失恭敬，于是我都说是哈佛燕京惠赠的。

    以往我每得一本书，便喜欢在扉页上涂鸦。除了记录买书的时间地点以外，还有购书时的经过和感触。有时扉页写不下，便续在尾页上。要是一次买多了，没有时间骚情了，便只签一个名字，落一个时间。

    可是在燕京买书，回回都很多，多则近百本，少则几十本。所以不要说在扉页做记了，就连签名都不能够。可又怕遗失，怕同事借去忘还，于是就用朱红色的粗笔，在排成一排的书脊上从左到右大大地一划，然后告诉大家，凡是书背上划有红道的都是我黄某人的书。这种毫无道理并有贪占嫌疑的黄氏标记法，也实在有点儿太霸道了。

    离开哈佛后便没有了买旧书的机会。不过听哈佛的同事说，我走后燕京也不大卖书了，说是把它们捐给了什么地方。

    这些年来，每当我从这些书中得到我需要的资料时，就会有一种对哈佛燕京的感激之情。我写过的几本小书：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汉字部首例解》、《汉字知识与汉字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文字答问》，以及在香港、美国出版的几本汉语文化教材，还有杂志上的专栏、报纸上的散文，这许多，哈佛燕京的书都功不可没。

    (作者为旅美学者，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和比较文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