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香》依旧选取王安忆一向钟情且深情的上海题材。但相对于她以往上海题材的小说,《天香》不再一劳永逸地叙写上海这座城市的“今生”,而是探源它的“前世”。
她将小说的叙述时间设定为自明嘉靖三十八年始,至清康熙六年止。在这段历史变迁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洪武三年复开科取士,嘉靖年设官渡、筑城,徐光启结交传教士、引进番薯,利玛窦传播基督教、东林党人清议朝政等,纷繁聚集其中。
然而,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处理方式相同:将时代风云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幕布,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世俗的哲学与生趣才是小说的主体内容。因此,《天香》并不追求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的史诗性,而是以海派文学反传奇的方式来展现小说的传奇性。这样,《天香》虽然主要讲述上海士绅家族的兴衰命运、剖解申家四代人的命运演变和性格特征,但它的重点所在却是叙写申氏家族的园林文化和刺绣文化,以及延展、散佚到民间市井路巷的饮食男女。最终,小说依凭隐蔽运行的经脉构成了上海人的精神谱系:正经之脉分布整体,循行园林如何由繁华到衰败的过程,呈现上海人理性、浮华的一面;奇经之脉别道奇行,循行刺绣如何由闺阁到民间的踪迹,解密上海和上海人的非理性、苍凉的另一面。正经与奇经不断交织,两相参照,互为表里。
不过,《天香》的意义并非到此为止。《天香》固然表达了王安忆对海派文学的接续,但更内含了她对新时期文学成果的全面收割和独辟蹊径。进一步说,《天香》在接受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影响之后,退守到古典主义的源流中,以此来表达一位当代作家对21世纪文学观念和叙事方法的最新理解。换言之,无论中国文学如何变化,《天香》决计遵循文学固有的天道——回返古典主义源流、回返作家心灵世界。
然而,《天香》如何回返?或者说,王安忆依凭什么将上海的“知识考古学”转换为古典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藉此获得心灵的居所?在《天香》中,王安忆可谓动用了她所存储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的几乎全部资源,同时汲取了现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小说流脉的诸多养分。《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世情小说的细节质感,废名小说的禅宗意味,沈从文小说的涵容悲喜,汪曾祺小说的市井情怀,乃至古典哲学、古典诗论、古典画论、茶道、诗词曲赋,皆现身其中。
不仅如此,《天香》以古典主义审美原则塑造人物形象: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姑且不说天香园中的女性形象极尽典雅、婉约、聪慧的古典美感,姑且不说天香园中的男性形象浸润风雅、儒雅、俊雅的贵族气质,就连出身于市井村落的民间女性也面貌姣好、慧手锦心。
特别是,在《天香》所使用的文学形式中——寓言、掌故、对白、野史、神话、传说、故事,晚明小品文和《红楼梦》的语体最为出色。小说中亭台楼阁的风景画、婚宴嫁娶的风俗画,乃至造园、游乐、练字、刺绣、制墨、习画、夫妻怄气、妻妾争风、妯娌颉颃等日常生活场景,不仅皆有《红楼梦》大观园的影像,而且皆有《红楼梦》语体的典雅风格。尤其,编织整个小说情节的语词和语句,更处处内含着晶亮、清雅、朴拙、妙趣、卓识的晚明小品文的韵味。
不过,《天香》只是在表达方式上,复现了晚明小品文的语体风格;在语义层面,《天香》则突破了晚明小品文的狭小格局而注入了王安忆的现代生命意识,隐含了王安忆的叙述野心——天香园里话“乾坤”。同样,《天香》更多地将《红楼梦》的语体作为经典尺度,它的语义层面则隐含了一位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典意识和当代意识。比较二者,《红楼梦》堪称抵达经典巅峰的“天书”,而《天香》只是深通世人款曲之作。
《天香》在回返古典之途发生了什么?进入《天香》的世界,会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营造得耐心备至的艺术世界。王安忆以让她心醉的繁复的叙述方式来叙写申氏家族的命运。她甚至心醉得忘情于叙述世界之外的现实时空。尽管小说中申氏家族的命运带有寓言性质,小说多次将申家命运与现实、与未来相联系,可天香园所聚集的古典主义力量太强大了,非同样强大的作家可以与它抗衡。
结果,《天香》在回返古典之途,出现了一个或许令作家本人始料不及的困境:古典主义在提供了王安忆心灵依托的同时,也吸附了她的现实感知力、未来建构力。她原以为能够在古典的庇护中获得剖解现实、再度出发的力量,却陷落到一个历史、现实、未来断裂的困境。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天香》发挥了作者的叙述强项:依靠心灵的想象力进行超验叙述。这对于王安忆而言,不仅不是一件难事,反而是一件过瘾的事。但问题是,醉心于熟稔地讲故事,又是危险的,因为这将损害小说的公共性——《天香》应该从许多方面贴近现实、重建未来,而不是原画复现明末历史。而且,正因为《天香》依赖于叙述的超验功能,才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瑕疵。譬如,人物形象塑造固然可以采取次第出场的方式,但人物刚刚闪亮,就黯然退场。再如,小说对情节的安排有观念化印记。主要人物小绸与柯海自因纳妾生隙后,竟然再没有夫妻间的正面相处,有悖常理。此外,结尾安排希昭大篇幅说教,也有生硬之感。
回返古典主义源流之后,究竟如何转换?这是《天香》和同类作品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正如现代人所追逐的现代主义处处充满吊诡的悖论一样,现代人所回返的古典主义也难以成为实有的依托之地。在中国当代文学遭遇了被现代的宿命之后,中国当代作家注定要接受无所依傍的现实。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