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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18日 星期五

    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重读《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作者:颜鹏飞 《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18日 11版)
    颜鹏飞,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经济思想史评论》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批五种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西方经济学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保险史、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主要代表论著有《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大变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发展观》、《现代产权经济学评述——兼论西方理论和制度移植的若干原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提纲”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等。
    《国富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于1776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它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综合在一起,催生了经济学科的羽化和独立化,其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迄今为止,《国富论》仍是所有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参考借鉴的经典。《国富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翻译家严复的《原富》,1902年出版。郭大力和王亚南的中译本,以《国富论》为译名于1930年首次出版,1972年再版时改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被西方学界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作者亚当·斯密被称作“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中国清朝末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不仅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引进了“富先生”——1902年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出版《国富论》,功不可没。当代学者乔万尼·阿里吉甚至用《国富论》来诠释中国的崛起。

        西方学术传统大多以体系立言。考察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目标:“富国裕民”;其基本出发点: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其主题:考察影响国民财富增长和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国富论》共5篇32章,第一、二两篇是政治经济学篇,揭示了由一系列经济概念和范畴组成的经济学逻辑体系:交换——分工——货币——商品(交换价值)——价值构成及其分配(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第三、四篇涉及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着重论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对国民财富增长的意义和作用。第五篇是政府经济学或财政学,论证国家经济活动的范围和财政收支的规模,及其对于国民财富增长和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国富论》以包括各种理论、历史和政策在内的经济学百科全书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形式,创立了一个集中体现产业资本利益和诉求,并讴歌“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国富论》的贡献在于:终于发现商品价格形成和市场价格波动之谜,即价格波动的中心是劳动创造的价值,找出了这种变动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和价值规律,从而第一次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另一方面,人的本性、行为动机、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是属于人的主体性范畴,而追求个人的生存权利和合法利益具有历史的正当性,也是世俗社会、市民社会一直到当代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之一。尽管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有许多缺陷和庸俗因素,但把凸显人的主体性与推崇“自然秩序”即客观经济规律这两者结合起来,用以探讨国民财富增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开拓性视角。

        二元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国富论》又一个显著特征。一种研究方法是内在观察法即科学抽象法,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外在观察法。这种研究方法的两重性几乎贯穿亚当·斯密的全部理论分析,从而使他不仅在个别经济学原理问题上,而且在经济理论的整体上,都得出了亚当·斯密自己并未察觉的彼此矛盾的理论结论。这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说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例如,《国富论》所阐释的一般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而多元化价值理论却为庸俗经济学家所继承。又例如,关于亚当·斯密是放任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者,还是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者,各派争论不休。实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第一次大综合的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提出了在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阐述了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的若干表现,他似乎读懂了《国富论》。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归斯密”或“拯救斯密”成了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一派从《国富论》中寻找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新自由主义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派如阿玛蒂亚·森认为,斯密并非关于社会进步必须充分依赖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理论的始作俑者。

        必须说明的是,《国富论》仅是斯密“道德哲学”学术体系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包括神学、伦理学(含心理学内容)、法学和政治学(内含尚未从道德哲学学科中独立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正是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他因此也被称为经济伦理学家和经济社会学家。亚当·斯密还想撰写“有关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年代、不同社会阶段的革命”,以此作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续篇,但可惜未能如愿。为避免后人误读,亚当·斯密在临终前焚烧了所有未出版的16卷手稿,这为后人编写《亚当·斯密著作和书信集》增加了难度。

        亚当·斯密留给人类的庞大学术思想体系也有其内在矛盾,被称为“斯密难题”,这成为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道德情操论》认为“同情”和“利他心”是社会的推动力,《国富论》把“自利”和“利己心”视为主要动力。亚当·斯密有一经典名言:“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对此注家蜂起,引发了后人旷日持久的两大假设悖论,亦即至今仍在进行的利他的“道德人”和利己的“经济人”之争。

        经典的魅力在于引导人们一次又一次穿越历史时空,从经典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国富论》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张力在于:在重读这一经典时必须思考诸如什么是发展,怎样厘定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如何建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以及如何解读富国裕民、看不见的手和两大假设悖论等问题,并在解读和反思中不断得到启迪。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期重读《帝国主义论》见11月11日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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