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后,进一步有效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社会思潮,进一步正确分析和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加速的社会急剧转型背景下,进一步提升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支撑,成为全国思想道德实践部门与学术理论界的强烈呼声。为此,前不久,光明日报与安徽省合肥市联合主办了一个年度性思想论坛——2011“思想道德建设合肥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全国道德模范、企业家代表和安徽省各地文明办主任等,以城市发展中的道德力量为主题,围绕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进程中道德建设的形势、路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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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文明发展中地位独特
黄德宽(安徽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城市的出现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认为:城市(人口规模5000以上)、文字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条件中具备两项,就表明这个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这是因为,城市的出现表明人类社会摆脱了原始蒙昧的生存状态,规模较大的人口聚集,社会生产力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等级社会已经初步形成,物质和精神劳动开始出现分工,物质生产足以供给城市居民消费,精神文化足以支撑和维护人们精神需求,具备了贸易交换的市场条件,建立了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仪和规范。
文明发展史和城市发展史研究学者一致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史不断演进的集中而典型的体现,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记录和智慧结晶。城市文明在人类文明所处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文明的形成,政治、市场、管理、科技和文化等因素,成为决定城市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巩固和发展了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人口规模日渐扩大,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各种技术得到发明和利用,社会管理和制度不断完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城市文明成为时代文明的象征,产生了巨大的磁吸效应,人才、财富、资本、技术和文化成果等先进的生产要素向城市高度积聚,因而,城市充满创新的活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成为令人向往的实现梦想的所在!
吴存荣(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合肥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自秦代置县,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合肥也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成为人民政府的省会。经过“十一五”以来的建设与发展,合肥整个城市的面貌、合肥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座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人民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
千百年来,合肥这座城市融徽风皖韵于一身,孕育出“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的商贸文化、金戈铁马的三国文化、清正廉明的包公文化、名震天下的淮军文化、革命岁月的红色文化、敢为人先的改革文化,铸就了当代合肥人勤劳善良、宽容重义、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道德品质,形成了新时期“开明开放、求是创新”的城市精神。这些都是这座城市弥足珍贵和引以为豪的标尺所在,并在不同的层面涵养着城市的气质。
陆勤毅(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院院长):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有5000年的城市发展史。5000年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一批由大型氏族聚落演变而形成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是城市的早期形态。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现代城市发展的肇始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城市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繁荣时期,也是城市发展中面临问题最多最复杂的时期,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规模增加数倍甚至数十倍,城市人口呈迅速增长之势,城市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一时期。
回顾我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可知,我国历代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都十分重视文化设施的安排。封建时代,用于祭祀、教化的宗庙、祭坛、文庙、寺院、学校等建筑,在城市布局上的位置,在首都仅次于宫殿,在地方仅次于衙署。近现代城市布局设计同样把文教类建筑放在重要位置,我国当今的大部分知名高校和中小学以及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艺术馆、体育馆、广播台、图书出版发行设施等,在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建设中多已建成并留下发展空间,以后随着发展需要不断得到充实和增加。这些建筑设施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既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又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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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进程中重视文化精神的培育
王兰军(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提升市民道德水准,形成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是现代化大城市建设、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建设发展的目标和成果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等物质方面,还表现为建立在良好的道德水准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上的居民生活文明、快乐、幸福等精神层面。包括思想道德水准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广大市民的精神家园,是一座座城市生生不息的血脉。物质贫乏、经济落后不是现代化大城市,同样,道德水准低下、精神空虚也不是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现代化的大城市,既要让市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市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
孙春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城市道德建设的有利环境。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突出城市道德文化建设,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优良美德的弘扬和光大,而且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自觉和道德文化自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为城市道德建设提供丰富多彩的平台和载体,文化建设的多样呈现方式和载体具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特点,有助于为全体市民营造一个学习道德知识、体悟道德规范、进行道德实践的精神家园。城市道德建设要在文化产品中辨析各种社会思潮的价值观、传播传统道德文化和当代文明观念,运用日常生活语言,以亲切感人的内容和丰富多彩的形式让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念走进千家万户,必将给城市的道德建设带来“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吴存荣:一座快速发展中的城市,在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同时,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更要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和道德力量。这些年,我们准确把握合肥建设与发展的特点,逐步走出了一条科学发展中城市的思想道德建设之路,展现出道德力量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新气象。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尽管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着一些新情况,但广大民众一直期待着、呼唤着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宝贵机遇。我们切身地感受到,道德建设只有确立核心价值,才能方向正确、广泛认同;只有贴近实际、走向基层,才能多姿多彩、源远流长;只有植根于理想信念,融会于现代社会,才能根深叶茂、永远常青。
陆勤毅:城市功能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力量。城市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各种建筑上,还应包括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生活,这个“生活”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以超常的速度提升。以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手段,建设高楼大厦、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大量新涌入城市的人群与城市发展速度不相适应。昨天的农民变为今天的市民,许多知识需要从头学起,许多生活习惯需要改变,许多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建立。城市的原住民同样面临着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去接受新加入者。这样的融合过程特别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都是形成一座和谐文明城市必不可少的因素。
黄德宽:反思城市文明发展史,无论是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和时代,虽然激发城市文明活力的主要是经济力量,但要保持城市的长盛不衰则需要依赖精神文化。城市精神文化是平衡和调节城市矛盾的潜在力量,而精神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道德文化,因此,道德文化也就成为城市发展最为核心的力量。
城市文明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建构和发展符合时代要求的城市文化精神,培育和提升城市公民的道德文化素养,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选择。立足我国历史和国情,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从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道德力量,是当下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必然要求。
贺懋燮(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近段时间,从药家鑫到小悦悦,从毒奶粉到地沟油,对失德失信个体事件的批判,引发全民对社会道德水准的反思。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相对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道德理想和道德标准并未协调,对效率和竞争的过度追逐,影响了群众对是非、善恶、美丑的正确判断,也激发了人们重建道德体系的内生冲动。这是精神建设的自觉追求。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给精神生活带来新的内涵,对社会风尚提出更高要求,反映在道德建设领域,就是广大群众更加渴求诚信、追求公平、向往和谐。政府的正向推动与民间的道德反思相互激荡,都将进一步强化道德的力量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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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道德力量转化为城市建设的不竭动力
黄德宽:城市道德文化是一个民族在自身发展延续过程中创造的道德文化成果在城市的集中体现。如何建构当代我国城市的文化精神?是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弘扬传统道德文化精神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最核心的就是儒家为代表的道德文化体系。这正是我们可以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中发掘其精华,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城市文化精神的先决条件。
建构当代城市道德文化,我以为,首先应该发扬儒家的“仁爱”思想,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弘扬儒家“仁爱”优良传统,最重要的是通过行“仁政”来行使社会管理,深化城市道德文化建设。在当代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将行“仁政”作为“从政之德”,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应该成为各级管理者的自觉追求。如果我们的政府和城市各级管理者,真正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身正品端,执政为民,从政以德,必然会对整个社会风尚带来正面而积极的影响,城市文化精神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激发出城市发展的更大活力。
王兰军: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才能把优秀道德力量转化为城市建设的不竭动力。思想道德建设和城市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市发展能为市民思想道德水准的提高、文明行为的养成提供物质条件,创造良好的环境;广大市民思想道德水准提高、文明行为养成又能提高城市品位、改善城市发展软环境,增加城市吸引力,反过来促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要把市民优秀道德精神财富转化为城市建设的持久动力,必须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城市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体系。其次,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提高市民“识道德、明是非、辨美丑”的能力。第三,关键要建立奖惩机制。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发挥政府、企业和市民的积极作用,营造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氛围,建立健全“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长效机制。
吴存荣: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困惑,这其中很多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造成的。对于合肥这样一座发展中城市来说,加强制度创新和供给,也是走向成熟社会的必然要求。特别是,通过制度创新和再造,不断强化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显得非常迫切。这些年,我们主动适应大开放和市场化的要求,坚决打破“潜规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公开透明促公平公正。我们通过制度创新和再造,彰显了现代文明价值,反映了民众的道德期盼,保证了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有力地巩固和支撑了道德力量,也为道德的生长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孙春晨: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表率作用,提升政府在民众中的道德形象。这是城市道德建设的重点。在城市道德建设过程中,领导干部的道德表率作用尤为重要。领导干部做道德表率,不只是个人修炼道德品性的需要,还是领导干部能否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试金石。能否牢固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念、自觉实践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道德行为,是领导干部能否获得人们拥护和支持的道德标准。领导干部必须珍惜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城市道德建设中真正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维护政府在民众中的道德形象。
贺懋燮:破解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困惑,重在激发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的自为意识。一是注重主体与环境的互动。从文明创建实践看,道德建设成效既与群众自身的价值判断紧密相关,更取决于社会的大环境,与经济、政治、文化状况高度关联。要从群众切身利益入手,培育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调动群众参与道德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注重自律与他律的互促。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深化道德建设,仅靠公民个体的良心发现是不够的,既要引导公民自觉遵循,更要完善监督机制,引入道德奖惩,用外在约束强化内在自律。三是注重软件与硬件的互补。道德规范是软件,规章制度是硬件,双管齐下才有成效。一方面,要宣传普及公民道德规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法律的保障支撑作用,加快制度建设的及时跟进,让“好人免责”有法可依,“好人好报”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赵达整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赵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