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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杭州，生于法国里昂，学在美国波士顿，自称“敦煌人”，80岁的常沙娜显得有点“复杂”。
或许正是因为什么都经历了，所以内心如水般纯净。
老了，发丝银白，年轮无情。但举止依然端庄，笑容依然优雅，英文、法文依然纯正，惊讶时身体会向后倾，来一句“是吗？”，眼神里依然有光。
更要紧的是，她懂得坚守，不轻易被所谓的新潮迷惑。
“现在流行什么岩彩画，他们要我去讲，我说不懂这个，要讲就讲20世纪四十年代父辈临摹敦煌的历程。”秉承父亲常书鸿的遗志，远在西北边陲沙漠里的千佛洞在她的心里有千钧重。
“我的‘源’就是流淌在我身上的敦煌艺术文脉。”年岁越长，这样的认识越发坚定。
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艺术设计教育，她一辈子就干了这四件事，至今还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
她爱敦煌，每次到敦煌都感觉是回家省亲；她爱花，视其为“大自然的宠儿”、“生命和美的象征”、“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她宛如一朵“敦煌之花”，装点在民族艺术的大花园里，吐纳着属于自己的芬芳。
盛开在戈壁滩上的“波斯菊”：父爱如山
四次“走”进父亲的画里
法国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现代巴黎的象征。这里藏有一幅《沙娜画像》，作者常书鸿。
画上的常沙娜留着齐整的“锅盖头”，一脸的懵懂、天真。
当时，公费留学法国的常书鸿，绘画才华正受到法国同仁的追捧，事业冉冉上升。孩子要出生了，取名字是大事，并期待这个名字跟出生地里昂有关。
好友吕斯百想到了里昂的两条河，一条叫“LE RHONE”（音“罗那”，阳性），一条叫“LE SAONE”（音“塞那”，阴性）。吕斯百建议如果是男孩，就叫“RHONE”，是女孩就叫“SAONE”。常书鸿和妻子满口应下了，待女儿呱呱坠地，就唤名“沙娜”。
有了孩子，家庭才算完整。1934年，常沙娜3岁，常书鸿创作了《画家家庭》，画的正是自己的三口之家，“他那讲究的色调及细微的表现手法，真切地描绘了谧静祥和的家庭气氛。”常沙娜这般解读父亲的手笔。
这样的氛围翌年被内心升腾起来的使命感打破。在巴黎塞纳河河畔的旧书摊上，常书鸿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著者是法国人伯希和。在常沙娜眼里，这位东方学家“贪婪得如吸血虫吸取浓浓血浆似的，把藏经洞的精华狠狠地都吸干了”。
常书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祖国竟拥有如此悠久、灿烂的艺术？“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他难以自持地写道。
他决定回国，献身敦煌，不管当时的中华民族正在遭遇战争的创伤，这个国家还顾不上去满足他的愿望。
首度跟随父母回到祖国的常沙娜，还习惯说着法语，怎么也想不到生命的威胁就在眼前。
1939年初，他们举家迁到贵阳，正好遇到日军发动“2·4”大空袭。常沙娜和母亲死里逃生，家里的一切物什化为灰烬。
孩子受到惊吓了。画家让妻子给女儿缝制了新衣裳，还让常沙娜穿上新凉鞋、白袜子，手里拿着画家庞薰琹夫人丘堤设计并制作的布娃娃，坐到他的画架前。一幅《沙娜像》诞生了。
“画中营造了一个安详的装饰性的儿童房间。父亲一边画还一边给我讲了不少童话故事。通过创作和对话，他为我幼年的心灵消除战争的阴影。慈祥的父亲此刻也不忘在画中想象出那木马的玩具，那卡通式的‘象群’装饰画，并带着小房屋图案的壁纸……让它成为一幅幻想中的法国式的儿童乐园。”
尽管如今藏在浙江省博物馆里的这幅画作已经斑驳不堪，但其中充盈着的浓浓父爱让常沙娜至今都感到幸福萦绕。
这样的幸福在1942年也闪现过。那时，他们一家和留学法国回来的艺术家们住在重庆的凤凰山，常书鸿随笔挥就一幅即景，描绘了当时的生活。“这个小女孩就是我！”常沙娜一脸的得意。在画上，她梳着小辫子，正在喂鸡。
更得意的是她的父亲，因为他终于被准许前往魂牵梦系的敦煌，并且组建起敦煌艺术研究所。
生活很艰苦，水是涩的，每顿一碗面条，就着一点点盐，一点点醋，见不着蔬菜。但常书鸿乐在其中。
常沙娜被安排在酒泉河西中学读书，假期回家随着大人们到洞窟里临摹壁画。
常书鸿再度拿起画笔，记录下女儿的“踪迹”。《临摹工作的开始》画的是常沙娜和一位年轻新娘正在商量着什么。
“这幅画以石青色调的‘经变’壁画为背景，用笔潇洒自如，着笔在人物的面部，把古代壁画与少女们潜在的青春活力融于一体，表述了画家对敦煌事业的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与活力。”女儿最懂父亲的心了。
画上的常沙娜，戴着马蔺花。她曾经为这些花朵写下如诗般的花语：“用‘变调换色’的手法，表现出更有内涵的效果——如神话中的梦幻，如月色下的花丛，从中可以带来很多的遐想。”
好景不长。1945年，母亲离家出走。14岁的常沙娜不得不辍学，回到敦煌，担负起照顾年幼弟弟、操持繁琐家务的重任。
但辍学不等于放弃了学习。就是这段时间，常沙娜真正迈进了敦煌这所艺术的大学堂。
她开始全面地了解历代壁画的历史背景和风格，系统地临摹历代壁画，还对装饰图案如藻井、佛光、边饰等进行了专题临摹；油画大家董希文给她辅导语文和西方美术史，苏莹辉则负责中国美术史；每天还要练习法语、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以唐人经书体为字帖习字……
常书鸿站在她的身旁潜移默化地教，站在身后严肃认真地监督着。
“置身敦煌这座艺术宫殿里，我在浩瀚的传统艺术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常沙娜把这段岁月定性为“没有学历的学业”。
既是父亲，又堪称“导师”的常书鸿总是设法给生活增添亮色。
抗战刚胜利，国民党政府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回到重庆奔走呼号，结果如他所愿。
1946年夏，他招收到了新生力量，一起返回敦煌。途中他专门买了各式各样的花籽，播撒在莫高窟的生活区。
常沙娜记得，“波斯菊”四处盛开，而且有红的、粉的、白的、紫的。在缅怀父亲的一篇文章里，她说这些“潇洒秀丽”的花朵，“映着橙黄色的向日葵，衬托着蔚蓝的天空，把这些沙漠绿洲中的院落点缀得格外的灿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以画和花，撞击着女儿的心，也铺开了她的艺术之路、人生之路。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花饰：爱在敦煌
周总理提议为她设计的美丽图案干杯
6年的敦煌生活，常沙娜沉浸在美妙绝伦的传统艺术世界里，虔诚地学习、临摹。有时偌大的洞窟里只有她一个人，难免寂寞，借助洞窟的回音，她扯开嗓子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长亭外古道边……”
歌唱得欢跃，手里的画笔也有了灵性，功力越见深厚。1951年初，她的才华得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首肯，把她调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协助筹建工艺美术教研组。
林徽因特别授意和指导她发挥特长，把敦煌的装饰图案运用于现实生活所需的工艺美术品中。
1951年8月13日，《光明日报》第2版刊登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其中展示了常沙娜设计的作品，包括景泰蓝台灯、圆盘和烧瓷。
新的机会不期而至。1952年，北京要召开新中国的首次国际会议，即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组织者希望有一批会议纪念品，任务交给了林徽因，顺而落到了常沙娜和同伴们的肩上。
他们一起设计了具有敦煌图案风格的真丝头巾，其间穿插了和平鸽的图案，还有仿明清绦子花边和刺绣的背心，以及景泰蓝的首饰盒等。
富有民族风情又兼顾时代气息的这批纪念品给了参会代表一个惊喜。常沙娜记得前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赞誉道：“这是代表着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美极了。”
更大的机遇出现在1958年，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工程开始上马。常沙娜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负责宴会厅的天顶花饰、彩画和门楣的装饰设计，还有外墙的琉璃花板及须弥座的石雕花饰。
常沙娜再度亮出自己手里拿着的敦煌这张“王牌”。参照敦煌唐代图案的风格，赋予自己的设计以富丽的唐草风韵，并结合时代的需求予以创新。
10个月的付出终于迎来了庆功的日子。1959年国庆前夕，人民大会堂如期完工。就在宴会厅，周总理设席款待大家，特地提议为天顶上美丽的图案干杯，它的设计者就是常沙娜，时年28岁。
敦煌艺术成了她设计灵感的储备库，要用的时候就来取一点，再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努力，赢得掌声无数。
她参与了北京展览馆、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首都国际机场等地标建筑的装饰艺术设计，还主持设计了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政府的“紫荆花”纪念雕塑。
直到2006年，人民大会堂接待厅的东侧休息厅重新装修，她为半圆形的休息厅天顶进行彩画纹饰设计，参照的是敦煌盛唐444窟背光图案的装饰效果。
她还编有《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著述。
更为神奇的是，在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的盛邀下，她让传统的敦煌艺术与尖端科学来了一次精彩的“联姻”。
李政道始终致力于联接科学和艺术，“他特别懂得启发人，逐渐改变了我以往对科学的某些偏见。他一启发，我就来劲了。”常沙娜以敦煌艺术行天下，对于李政道来说，这是正中下怀。
1986年10月，李政道在京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经常组织国际会议。1990年5月和10月，在京举行的会议以“高能物理”为主题。依照李政道的提示，常沙娜即刻联想到了汉代和敦煌北魏时期壁画中所表现出的哪吒叱咤风云、翻腾旋转的雷云气势。
“雷神是神话中呼风唤雨的主管，神话中的雷神以万钧之力擂鼓引出上天无限的能量，是一个巨大能量的产生者，像静电加速器那样，以逐渐累积电荷的方式获得很高的能量。另外，我运用了敦煌北魏时期的漩涡纹的忍冬纹饰来代替传统的雷公形象，以旋转为中心，配以旋转的连鼓和旋云，衬托出雷声隆隆的气势。”常沙娜的设计思路，与“高能物理”的主题相契合，而且显得“很中国”。
她的创作成了两次会议的招贴画。
1992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精确测定了τ轻子的质量，被国际物理界视为当年粒子物理最重要的发现。1993年5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办了费米尺度的粒子物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科学家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实验成果展开交流。
常沙娜再度受邀创作主题画。这般高深的知识让她摸不着头脑。李政道关于“轻子峰”的尺度表和物理学大师费米的介绍一下子击中了她的强项，她当即联想到敦煌早期壁画中装饰性极强的多彩山峦。
“在这幅画中，每座山峰代表一代基本粒子，最重要的轻子峰使用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轻子数据图谱表示。右上角物理学大师费米的像是根据照片以细点绘制而成的，用以突出费米。”常沙娜再度“轻松”接招。
双方的合作不断深入。1997年，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办了物质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当时世界上探索物质结构的理论问题和主要工具加速器的进展进行了研讨，如自旋物理、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等。
在交流时，李政道吟诵了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他告诉常沙娜，找不到比“细”和“推”更恰当的字眼来刻画对物理的探索了。
他还以意大利画家米开朗琪罗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绘制的《创世纪》壁画为例，提到其中描绘的上帝以手指向亚当来创造人类的细节，并解释道：“人类是通过细推物理的手创造的，应该以手来表现创物的气势。”
这让常沙娜茅塞顿开，敦煌壁画中独特的优美手势在她的脑海里浮现，“让双手拥有非凡的力度，左右着物质和宇宙的形成，勾画出人类创造世界宏伟气势的‘创天’画面。”
李政道赞赏这幅画“气势宏雅，寓意深刻”，“画面若虚若实，极为精彩，与西方的画形成强烈的对比，是一幅杰出的作品”。
常沙娜也对这位物理学家报以“敦煌式”的尊重：“他就似敦煌的飞天，翱翔于没有时间和空间界限的智慧与勇气的宇宙间，不断地迈向造福人类的新境界。”
对民族传统艺术的推崇，让他们打通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壁垒。常沙娜通过自己的创造，让敦煌艺术步入世界高端科学的殿堂，焕发出动人而恒远的生命力。
野地里不知名的小花草：爱亦无声
爱泼斯坦对她说：“你赶紧回国吧，大家都回中国了”。
醉心敦煌，让14岁的常沙娜敲开了通往美国的大门。
那是在1945年冬，常书鸿带着姐弟俩回重庆述职。为了宣传敦煌，两人中途在兰州举行了父女画展，其中包括常沙娜临摹的一批敦煌壁画作品。
这个画展被加拿大籍女士叶丽华看到了。当时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县设立了“山丹培黎学校”，主要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孤儿和难童，以“创造分析”为校训，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方法。叶丽华就在这里任教。
她没有想到年幼的常沙娜有着这般的绘画才华，当即决定要拓宽她的艺术视野，愿意作为监护人资助她前往美国深造。过了两年，她实现了自己的许诺。
1948年10月，常沙娜赶赴美国，就读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校，接受西方正规的绘画造型训练，并且参加了当时全美最具影响的中国学生团体——“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的进步爱国活动。1950年底，在“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爱泼斯坦“你赶紧回国吧，大家都回中国了”的催促声中，她毅然放弃未完成的学业，扑向新中国的怀抱。
现在，常沙娜还保管着当年的照片，其中有她和一个黑人孩子的合影。
假期里，常沙娜到夏令营照顾孩子。有一回，孩子们正在洗澡，一个白人孩子指着这个黑人孩子问常沙娜：为什么她的皮肤是黑的？你看我多白。
常沙娜耐心地告诉他：这就像蝴蝶，有黄蝴蝶、黑蝴蝶、白蝴蝶，但她们都是蝴蝶，都是一样的。
这个白人孩子点了点头：啊，明白了。黑人孩子在一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孩子感受到了平等，快乐洋溢在脸上。这位父亲坐不住了，跑来向常沙娜表示感谢，并带来相机，要给她留影，她就抱着这个黑人孩子拍了照片。
常沙娜没有想到自己能赢得这样的尊重，“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喜欢蝴蝶，顺口就说出来了。”她至今觉得这是个基本的道理。
对大自然的爱意，融进了常沙娜的日常教学里。
学艺术，到底要学什么？常沙娜开出的“方子”很简单：学传统，学大自然。
她让学生分析各种蝴蝶的色彩关系和比例，并对典型蝴蝶进行临摹或写生。在她看来，大自然本身的色彩是协调的，如漂亮的花卉、蝴蝶、鸳鸯，其色彩是大自然造化而成的，有的是出于生态平衡保护自己的需要，有的是出于繁衍的需要，它们一同构成了大自然绚丽多彩的和谐。
她住处的前后绿意盈眼，郁郁葱葱。这些大树曾经濒临被砍伐的边缘，不是要换树种，就是要辟为停车场。她得知消息，不顾病痛、不计较时间，站出来坚决反对，通过各种途径捍卫这片绿荫，“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太”。
她还酷爱花朵，一心为她们挥洒丹青。
这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她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经常在野地里、菜园里看到一些不起眼甚至没有名字的小花，静悄悄地开着，“极可爱的”，“纯真好看”，“富有天然完美的装饰性”。但是她们被遗忘了，“人们却不认识她们的姿色”。她要替花朵抱不平，于是拿起了画笔，为她们描摹“立传”，并出版有《花卉集》。
“野地里长出如此精美的小花草，红与紫的变化多么微妙，小叶的衬托像秀丽剔透的花边”，“生就旋转式的姿态，托着蜡烛台似的座，举起仰首的针形种子，为了繁衍我们的后代”，“我长得很不起眼，但随形敷彩，轻松点染，同样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这都是她为“不知名的小花”写下的花语。
她画下的这些美丽的花儿被年轻编剧柏邦妮看见了，爱不释手，写下一篇名为《让常沙娜芬芳一屋》的博文，臆测现在的常沙娜即使不再画花儿了，也会“眯起老花的眼睛，在神奇的光与影之间，在水分和土壤之间，在脉络和气韵之间，温柔注视着花儿，她的心里一定还有支不枯竭的画笔。她会在心里画画的，蘸心血为颜料，铺展时光为画纸。然后，我们便能在她的画上闻见芬芳。”
她猜对了，现在常沙娜很少画花儿了，她还在固执地为敦煌艺术忙碌着。
传统的东西不能丢，这成了她内心的艺术底线。
她曾经要求学生在向大自然学习之外，还要在传统色彩的临摹和运用上下大力气，并且把他们的视线再度引向敦煌。
“敦煌的色彩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简要概括起来，北魏以土红为主色调；到了隋代则以土红和石青、石绿，加上白色的线和点的点缀，层次增加了；到了唐代加上各色退晕的手法和朱红、曙红的运用更加富丽了，加之有金有银……”她期待学生能通过临摹感受到传统色彩的微妙关系，再在具体的设计中加以创新运用。
有人说她太保守了，常沙娜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艺术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根深叶茂。我从里到外都‘洋’过，我知道选择什么。当我面对‘洋’的东西时，我非常冷静。艺术不必今天染一撮黄毛，明天染一撮红毛，黑色是我们的本色。当我们的艺术拥有自己的颜色时，我们就真正成熟了。”
儒雅的老太太有时说起话来也“咄咄逼人”。
一切都是因为爱，爱她的敦煌，爱她的艺术，爱她的父亲。
1980年8月21日，76岁的常书鸿在给她的一封信笺上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到了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所以，她至今还在忙碌，整理敦煌的装饰图案，在香港举办敦煌临摹作品展。
她房间里的花在竞相吐蕊，她心底里的花在幽静怒放。 （本报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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