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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07日 星期一

    “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选登

    我想对院士说

    刘新伟 《 光明日报 》( 2011年11月07日   13 版)

        我有“五个一”想对中科院院士说。

        一个原则——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国界。这句爱国名言出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之口。巴斯德在微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德国波恩大学为此授予他名誉学位证书。普法战争爆发后,巴斯德退回证书,并在回信中写下了这句名言。国界问题,是原则问题,是方向问题,是为谁服务问题,实质是爱国主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钱学森、巴斯德等国内外科学家充分展现了一个科学家的爱国主义情怀。

        一个理想——科学报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救国者,有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救国者,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写文章救国者,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救国者。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应当是科学报国者。我以为农民应当生产更多的粮食,工人应当生产更多的产品,科学家应当拿出更多的科学成果。黄伯云,作为粉末冶金、新材料等领域研究的权威,当他说出“国家一个多亿投下去看不到结果,没法向国家交代,真是夜不能寐”时,表露的正是科学报国这一理想。华罗庚,当他四处奔波推广他的“优选法”,正是为了实现他科学报国的理想。

        一种品质——关心下一代成长。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批驳数学名家苏家驹的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当时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特别重视。熊庆来发现华罗庚在数学方面有惊世才华,大力引荐华罗庚,帮助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当助理,并帮他出国留学。可以说,后来华罗庚的成绩与熊庆来的提携是密不可分的。薪尽火传,科学事业才能万古长青。熊庆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一种品格——淡泊名利。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牌当做女儿的玩具,爱因斯坦把巨额支票当做书签,萨特拒绝诺贝尔奖。居里夫人等科学巨匠能做出巨大科学成就,与他们淡泊名利的心态是密不可分的。

        一种生活方式——孤独又自由地生活。孤独不是与世隔绝,孤独是远离琐事,减少应酬,减少交游。在孤独中,人们往往更有创造力。古今中外,大科学家几乎都喜欢孤独。无论是爱因斯坦、牛顿,还是钱学森、竺可桢,他们都很少到处演讲、作报告。

        自由当然是相对的自由,自由地生活是指少受或不受条条框框、固定思维模式、繁文缛节的束缚。读科学家的传记,我们会发现科学家们往往性格怪异,异想天开,思维独特,非常人所能理解。只有自由地生活,科学家才能保持个性,有个性更有利于创新。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性的结果。李四光带领地质队寻找石油,使中国脱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可是当初他是孤独的,因为国外权威专家认为中国是贫油国。袁隆平当初搞杂交水稻也是孤独的,因为很多专家认为他的研究违反遗传规律。史蒂芬孙发明火车也是孤独的,因为火车还没当时的马车快。科学家们因个性鲜明而孤独,因个性鲜明而又较易出成果,这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为郑州大学教育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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