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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31日 星期一

    传统价值现代意义

    作者:刘梦溪 《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31日 15版)

        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以文化复兴为前提、为标志。换言之,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代价。我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哪些价值理念,今天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诸子百家,各有各的理念。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轴的价值理念,主要在“六经”。国学大师马一浮和熊十力都讲过,“六经”中蕴涵的理念,是中国人立国作人的基本依据。“六经”的文本,经过孔子修订,总其大成。孔子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

        我近年一直在研究“敬”这个价值理念。“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更是人的自性庄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光说有道教,有佛教,还不够。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它有信仰层面。我认为“敬”就是儒家用来补充宗教信仰的价值理念,“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很多人讲“孝”和“礼”。孝这个概念当然很重要,“百善孝为先”。孔子的弟子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可是犬马也能养,如果没有敬,何以别乎?孝的精神内核其实是敬。

        “礼”,包括社会的各种礼仪制度,精神内核也是一个“敬”字。孔子说,“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所以,无敬不成礼。“敬”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面,特别在儒家思想里面,是核心价值。敬与诚与信相连接。诚敬,诚敬,无诚则不敬。没有诚敬,也就没有信。大家试想,诚信在当下社会,该有多么重要!“六经”的精神义理,主要是敬、诚、信。孔子把“六经”的义理化作为日用常行,变得简单亲切,每个人都能明白。宋儒对敬有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主敬”的思想。

        “恕”,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可以见出中华文明的高贵精神和异量之美。“恕”就是设身处地,也就是陈寅恪讲的“了解之同情”。二程子认为,可以采取一种方式来培养恕,即“易子而抱”,把他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不强加于人。这是“恕”这个价值理念的深厚内涵。二程子认为,恕是进入仁的一个途径,是仁的门庭设施。做到恕,离仁就不远了。

        “和”,同样是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中的了不起的概念。宋代的张载(张横渠),宋四家里面关学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的有名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术界习惯叫“横渠四句教”。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的“哲学四句教”,表达的是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我的理解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对待、流行、反正、和解而已。对待与流行的结果,不是吃掉、消灭,而是反正、和解、共生。鲁迅的一首诗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最能得张载义理的真传。

        张载的哲学启示我们,世界各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却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总的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而不是走向文明的冲突。我相信,人类的“同”,远大于“异”,正如《易经》上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这个问题上,陈寅恪先生立说最为透辟。他用孔子的“有教无类”来阐释这个问题,认为“文化高于种族”。不分民族,不分种姓,可以在人类文明的精神层面上合流共享。有此一面,人类才能共生于同一世界。

        中国文化的精神,主张仇对的双方在互相校正中实现化解,达到“和解”,走向“太和”。是“和而解”,而非“仇而亡”,这是人类本性所应该趋向的目标。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不必设想哪个国家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强权、暴力干涉、漠视主权,我们是反对的。但反对有各种方式,中间地带无比广阔,不必逼向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重视对话,避免对抗,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国际博弈的上上策。

        一个“文明体国家”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是不会成为过去的。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们中国文化中的敬、恕、和等价值理念,都是具有永恒性、具有绝对价值的理念。也可以说,这些价值理念具有普世价值,可以成为和西方的价值理念对话互阐的资源。

        我主张读一点经。建议在中小学设立国学课,主要以“六经”的内容为主,从《论语》、《孟子》入手,化繁为简,循序渐进。期以百年、几百年之后,使中华文化的源头经典“六经”,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晚清的大学者沈曾植说过,年轻人没读过《论语》,不大好对话。不懂《论语》,就不懂敬、恕、和,也不懂仁、孝、忠、信。当然还有“耻”,孔子讲“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孟子讲“羞恶之心”。顾炎武说,一个人如果不知“耻”,将无所不为。这些价值理念,在今天仍然重要而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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