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荒，“荒”在哪

    保住18亿亩耕地，最重要和实际的是要“保住耕种18亿亩地”，“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国际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作为13亿人口大国，我国确保粮食安全不能寄托于国际市场，必须依靠国内基本自给，自给率应达到95%左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荒”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关键在于调节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这个支点，从降低投入与提高收益的角度双向调节。

    笔者以为，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建立农村社保制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扎扎实实的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价格与补贴政策。而从价格和补贴两者看，重点是价格。近年我国逐步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从长远看，还应进一步提高，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种粮的财政补贴政策，由于政策执行成本较高以及“骗补”现象、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等问题，可作为辅助手段。

    从农产品补贴政策看，应进一步提高补贴价格，完善补贴发放方式，严格补贴监管。财政补贴的侧重点有必要从“补耕地”改为“补餐桌”。在将针对种粮补贴政策作为鼓励农业生产辅助手段的同时，侧重研究对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中低收入群众的影响，予以财政补贴。

    此外，应支持社会资本进入规模化农业生产领域。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吸引产业资本，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需要加快完善农业相关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一是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降低农业资本使用成本；二是完善农机具补贴政策、加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交通和气象等设施；三是完善农村物流条件，降低农产品外销的物流成本；四是稳定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五是完善涉农生产服务业的税收、收费政策。

    当然，最为根本的，还是提升农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其中，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比如，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制度，能否推广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做法，实现规模经营？能否成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或由村委会将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承包地“反租”过来，从事集约化经营？此外，如何更深层次地将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范畴，使农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定有所居”？如何提高农民的职业“吸引力”？种种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一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