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学问的“不合时宜”

    据说，有一天，苏东坡吃完午饭，在院子里晒太阳时，问身边的侍妾：“我肚里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满肚酒饭，有人说满腹诗书，朝云却说，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谓“不合时宜”，就是学者所秉持的学说和观点不符合时代需要，在客观上非但起不到引导时代发展、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作用，反倒可能产生些负面影响。由于哲学社会科学既是对社会现象的探究，也是对自身价值立场的表达，其结论又能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因此，不合时宜的情形，难免时有发生。

    其实，所谓不合时宜，很大程度上不是产生自主观动机——尽管有这方面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客观效果，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反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从业者来说，在主观动机上，存在为谁研究、为谁表达的问题；在客观效果上，更存在对谁有利、对谁有害这一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有时，对那种不肯曲学阿世，而是坚持独立思考，“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人和学问，人们也称之为“不合时宜”。

    钟叔河先生在他的近著《念楼学短》中，就举出好几个“说得不是时候”的事例，包括“王造时说苏联不该承认满洲国，梁漱溟说农民收入少生活苦更值得关怀，马寅初说在中国不能提倡英雄母亲多生孩子，罗隆基说纠正错案要设立专门机构。”其实，这几例“不合时宜”，并非“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与某些领导人具有错误倾向的心思或意图不合甚至相抵牾。这样的“不合时宜”，不但不应该反对，反而应得到学术界的倡导、支持和鼓励。

    真正“不合时宜”的，是脱离实际、存在严重时间和空间错位的学问或观点，与国家利益不符合，与时代发展方向相抵牾。张申府早年曾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后因个人原因退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在武汉、重庆参加救国民主运动,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在解放战争进行得轰轰烈烈，且共产党胜利在望时，于1948年10月出版的《瞭望》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共产党领导及民盟左派的严厉批判,被开除了盟籍。从此，张申府在政治上、在学术界一蹶不振,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其弟张岱年说：“一学者因为写了一篇不合适的文章而贻误半生,这是令人惋惜的。”其实，张申府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对当时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缺乏明晰判断，在客观上走上了与时代发展方向相背的道路。

    上述事例可以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和国家属性，等等。早年读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其中谈到有两种科学观，一种认为科学仅仅与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另一种主张科学的价值在于经世致用，觉得两者都不无道理。但在从事了多年研究工作以后，逐步认识到，与中心任务在于“穷物理”自然科学截然不同，“言人事”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最新成果而言，基本上不存在完全的价值中立和超越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结论。人类社会关于自身的知识，不仅有发现，更有创造，本身带有规定和预设的意义，如将某种主张或想法上升到规范或制度层面，甚至需要将某种价值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而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任何规范、制度和信仰都是非中性的。尽管许多新问世的学说、观点、规范、制度、价值乃至信仰对其首倡者、原创者以外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沉淀为人类共有和共享的知识财富，但其本身对其首倡者、原创者更有利，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重要意义所在。

    任何学者对社会上的任何现象，对历史上的任何问题，如果脱离当时的宏观全局和历史发展的主线孤立地去考察，都难以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有真切的和深刻的把握和理解，很容易得出不符合实际，甚至对时代进步和国家利益有害的结论。如果对这一点不心存警惕，任何学者、任何学问，都有可能与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