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大爱 真诚写作

    《光明日报》8月15日第14版刊登了李贵富、王长存先生的《也说“写作讲真话”》。该文针对《光明日报》7月11日第14版乔叶女士提到“诚实是写作的第一道德”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写作“是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而“人的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文坛就会乱象丛生”。最后，文章以道德、真理两大标准来圈定“讲真话”的范畴。作者思维缜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乔文之疏漏。然细味其文，仍有偏狭之处。

    文学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

    文学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即启迪、滋养、保健读者的心灵，这是李、王两位先生立论的基点。但事实上，文学并不总是讲求目的。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曾说：“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他举了个例子：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一座森林，他就要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该地区居民的健康，或是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就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而一个深深沉浸在森林美景中的人，不会去问目的，只是坐听闲猿，弥清尘心。

    所以古人创作讲究“虚静”。刘勰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藻雪精神。”强调艺术创作要摆脱现实的功利考虑，才能在心灵的世界里无所干扰、自由自在地遨游。

    所以说，乔叶女士强调真诚为写作的第一道德，真真是经验之谈。

    如果心灵和作品不能对接

    李、王两位出于启迪读者的目的，将道德和真理放在了比真诚更为重要的位置，提出以道德和真理规范“讲真话”的范畴，要讲有道德的、传播真理的真话。事实上这是个悖论。

    人的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如果只是表现“正”，除此以外的东西都要隐藏，这样能达到真正的真诚吗？当心灵和作品中间横亘着道德和真理，当心灵和作品不能对接时，写出来的东西能感动人吗？最终结果必然是高大全、假大空。

    有不少例子能说明这个问题。白居易对诗歌有着明确的追求。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必须能够补察时政。为此，他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但是，当时间流转了上千年，回头去看，历史弄人，真正广为传颂的并不是白居易倾注一生心力去创作的这些讽喻诗。《七德舞》、《二王后》等的枯燥说教令人生厌。相反，他不带严肃目的创作出来的抒情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却至今感动人心。

    还有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这个题材激起不少人的创作热情。有的着眼于道德角度批判两人荒淫故国，有的着眼于政治角度探讨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而最优秀，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三部作品《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全都与道德无关，与说教无关。

    其实，李、王两位的观点受到了儒家文学观的影响。在儒家那里，文学的使命被简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讽谏。从“诗三百”开始，这种思想贯穿了古代文论的始终。中国古代文人对待文学的态度总是一副严肃的模样，小小方块字里寄托的是文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白居易的诗论就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作者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动不动就以指明灯自居，要给读者以人生道路的指引。

    “德”的内涵不尽一致

    然而，李、王两位先生的考虑仍颇有价值。仅仅只是讲真话，就能创作出好作品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其实，古代文论家早有答案。

    徐增《而庵诗话》云：“诗乃诗人之行路，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古代文论家特别重视诗人的精神品格修养。孟子以“善养吾浩然之气”为作文之先，也就是说作者首先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写出来的篇章才能彪炳千秋。

    这个观点似乎跟李、王二先生的观点相似，其实大不然。

    依照二位先生的观点，道德和真理是外在的规范。参照这个规范，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用理智来控制情感，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很容易假而缺乏感动人的力量。

    潘安曾经写过《闲情赋》表白自己鄙薄名利、向往隐逸的情怀。这篇大作文采出众，但没有内在的生命。一个为了巴结权贵，在贾谧的车子走过的路上望尘而拜的人，当他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写作时，不管他的文字如何灿若舒锦，纵使读者捧出心来终是无法与之交流。而当你是一个高尚的人，在创作中不必想着要启迪谁，要用什么标准，只需让你的心灵进入虚静状态，讲真话，从你心底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必然是天然有大爱的情感。

    杜甫和白居易很多作品题材类似，都写时事，但杜甫的作品往往能深深感动读者，白居易的某些作品却味同嚼蜡。原因就在于杜甫对人民大众有着深切的爱与关怀，他喜民之所喜，悲民之所悲，他的作品只是真诚地将他内心的悲喜写出来。白居易不能说对百姓没有爱，但他在写作时胸怀现实的功利目的，这让他丧失了真诚，让枯燥的说理议论充斥他的一些作品。

    高尚的人是胸有大爱的人，而不仅仅是有道德的人。因为道德本身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人，“德”的内涵不尽一致。明末清初剧作家李玉写过一部传奇《一捧雪》，写一位忠仆代替主人去伏法的故事。鲁迅在《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中谈到这部戏，说：“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我相信，如果今天的青年看到这部戏，必不再受感动，因为那时所信奉的美德离这个时代已经远去了。而一个胸有大爱的人，他对人类的关怀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动人。

    总之，成功的写作者必须摒弃一切功利目的，真诚地用心灵与作品交流。如果用道德和真理的外在标准来规范写作，写出来的往往是枯燥无味的东西，而且还要违背讲真话的原则。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华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