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时代深海捞珍贝

    最近读到两篇文章,引用了有关文化发展的同一组数据,但有意思的是:作者要论证的观点却大不相同。

    这组数据里说,2010年中国小说类新书数量为4300多部,长篇小说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3000余部;电影526部,实现票房101.72亿元;电视连续剧405部,约15000集;动画片年产量22万分钟,动漫产业总产值470.84亿元;舞台剧4000台,演出市场收入108亿元。这两篇文章,一篇通过诸多数值进入世界前列来说明文艺的繁荣景象;而另一篇,则用这组数字来反证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失衡。

    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真实而客观地表达了人们对于当下文艺格局的基本判断:一方面,文艺生产力极大解放,提供的文艺产品越来越丰富;但另一方面,从人们的切身感受来说,又觉得作品还不够好,好作品还不够多,海滩虽大,奈何珍贝不多;人们主动掏钱去消费了文化产品,可有时觉得这钱不太值。 

    这使人们再一次意识到:文艺的市场属性,建立在精神属性之上;时代文艺的繁荣与否,不仅要用数字,更要用好作品说话。

    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文艺辉煌的时代,文艺史家会用种种数字与专业术语来论述这种辉煌;但对于后世的普通人来讲,最直观的印象是它丰富的文化遗产,人们从作品中感知并得益于这种辉煌,感到审美的愉悦、心灵的自由、精神的升华。文艺作品的力量正在于此。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人们通过但丁、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通过《神曲》、《十日谈》、《最后的晚餐》、《大卫》等文学艺术作品,感受那群星灿烂的时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富庶强盛而又文采斑斓的时代,“李杜”“韩柳”的名篇,诗、文、书、画、乐等各个文艺门类的精品,都在无言地阐释着“盛唐气象”。

    对于文化的繁荣发展来说,现在的确是一个好时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解放,科技的飞跃,人们对精神需求有着更高的要求,“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夺目耀眼的关键词;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民间,对于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精神家园等概念都有了普遍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也在蓬勃地实践中。这些都是文艺繁荣发展的好的外部环境,但归根结底,“文以化人”的功能是通过好作品实现的。好作品,是一个时代文化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标志。

    那么,好作品,从哪里来?

    答案有很多,最根本的一点是:生活。从大处说,只有投入生活的实践,才能真实感受与把握时代的气息,融入民族的事业,体会到人民的甘苦。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从文件、口号中学来的,也不是单从书本中形而上地认识到的,它是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巩固、深入、升华的。具体来说,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家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乃至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与困境,有多少可供文艺之花开放的土壤啊!

    当然,当代生活丰富、庞杂、多变,很可能超出了人们的既定经验,这更要求文艺工作者去迎接挑战,脚踏实地地去生活深处观察与思考,熟悉并理清生活的内在脉络,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美学表现能力,作出真实的、真情的、负责任的发言,创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湖北作家刘醒龙,20年前,对乡村教育的熟悉与感情使他细致入微地体察乡村民办教师的艰辛,写出了著名的《凤凰琴》;20年后,他又敏锐地觉察到乡村教育在新时代中的变迁,对生活的熟稔加上对历史的沉思,成就了《天行者》这部受读者喜爱、专家好评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见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此之谓也。

    如今,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生活中去,精品佳作也越来越多。以今年几个重要文艺作品的展示平台为例,在第14届华表奖中,《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山楂树之恋》、《飞天》、《钢的琴》等作品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中,20部提名作品都可说是近年文学创作的瞩目收获;在刚刚结束的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36台剧目各有千秋。

    “我羡慕当代中国作家有无穷可写的好题材,因为变革的中国是这样充满生机。”两年前,在北京,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这样对铁凝说。这番话令中国的作协主席深受震动,也当令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思。

    本报记者 付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