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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1652年，黄教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凭依蒙古族固始汗的兵力，歼灭喇嘛另一支系噶举派，即白教的藏巴汗, 随即亲到北京朝觐，次年被清朝顺治皇帝敕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建立起格鲁派地方政权。历史证明，满、蒙、藏跟当时受统治的汉族同属于西方所称的“中华帝国”，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尔后，西藏历世达赖喇嘛必经中央册封定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现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投身西方“自由世界”，不肯再当中国人。这位转世的“自在佛”身披藏红袈裟，满脸堆笑，在世界各地传授禅法，讲得天花乱坠，听者甚众，连美国好莱坞影星李察·基尔和莎朗·斯通，乃至已故法国左翼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妮埃尔都成了“祥和子”，为他摇旗呐喊。
今有法国学者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逆西方力挺达赖反华的潮流，亲赴西藏考察，于2011年撰写新著《不参禅的达赖喇嘛》，副题为《达赖喇嘛遮盖的脸面》，全书13章，用事实揭开了一个伪神祗“明相”后边的“暗面”。
维瓦斯揭了达赖喇嘛的老底——他早期在西藏时的奥地利籍师傅海因里希·哈勒，系纳粹冲锋队骨干，1938年受希特勒和希姆莱亲自派遣潜入西藏，当了达赖喇嘛七年老师，向他传授英语、地理和西方文化。人们曾见哈勒同希特勒合影，故达赖起初竭力藏拙，对自己跟哈勒的“终身友情”关系讳莫如深。1997年，法国导演阿诺在好莱坞将这段往事拍成电影《西藏七年》，美化由布拉德·皮特扮演的哈勒。及至那个金发碧眼的党卫军于2006年死去，达赖急急乎破门而出，为其百般辩护，称已故老纳粹是他“入门西方和步入现代化的启蒙导师”。达赖一直公开称1939年——1945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前世报应”，对哈勒感恩戴德。1994年，他在伦敦召集支持西藏独立的西方著名人士，其中就有作为登山运动家的哈勒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种学家布鲁诺·贝格两个前纳粹党卫军，以及接近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原智利驻印度大使米盖尔·索拉诺。由此不难明白，达赖为何于1999年呼吁英国政府释放在伦敦被捕的法西斯分子皮诺切特，其意识形态倾向昭然若揭。
维瓦斯揭示达赖喇嘛的另一个“暗面”，是他与日本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勾结，获取这一邪教对“西藏事业”一亿日元的金钱赞助。追溯起来，达赖与麻原的串通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人在印度见面后，至少有五次会晤。达赖称奥姆教“传播大乘佛教”，说麻原是个“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为他洒圣水祝福。孰料，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了震惊全球的沙林毒气事件，杀伤数千无辜平民，罪行令人发指，教主麻原彰晃被东京法院判处死刑，一时使达赖处境十分尴尬。麻原自己在其所著《最高指引》里供认，达赖委托他“在日本进行宗教改革”。德国《焦点》周刊强调：“没有达赖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
《不参禅的达赖喇嘛》一书揭示，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的活动经费主要靠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所属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提供。达赖的驻华盛顿代表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并无异议”。据法国《外交世界》月报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170万美金。”《纽约时报》证实：“直接付给这位宗教领袖的年度津贴为18万美金”。据此，作者维瓦斯得出结论：“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自己要保卫西藏人，而他实际上更是在为美国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劳。”作者进一步解释道：“美国对看见一个强大国家崛起感到不安，觉得这威胁到自己在一个单极世界里的霸主地位，故资助达赖喇嘛的分裂运动，将之视为削弱中国的一种手段，还可以在世界屋脊踏上一脚，筑起军事基地。”
1959年3月，西藏噶厦当局多数噶伦发动叛乱，达赖喇嘛出逃印度，曾用一千多头驴的驮队运走了布达拉宫一箱箱满满金银珠宝，而他却声称自己是“所有西藏人幸福的源泉”。
达赖喇嘛扬言，在他的神权统治下，“西藏曾是最幸福的国度”。维瓦斯斥之为纯粹的谎言。他举出两名美国记者采访过的被领主挖去眼球，截断双手的农奴为例，说明达赖维护的是世界上最无人道、最黑暗的制度。百万农奴被当作“活牲口”宰割，95%的藏民无任何权利，只能为封建贵族和僧侣服一辈子劳役，在制度化的愚昧中忍耐，空盼来生转世。接着，他引用维克多·雨果《惩罚集》里的诗句来描绘达赖的面貌：“领袖跟富人畅饮开怀，却对穷人说：‘朋友，来跟我守斋！’”
维瓦斯指出达赖具备两张面孔，一个是始终笑容满面，呈现善良、智慧、宽容、和平姿态；另一个是紧皱眉头，活脱脱一个失落君主，其唯一的生活目标就是返回拉萨，复辟原来的神权制度。
维瓦斯指出：这位所谓的“圣者”并不“敛心静虑”，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社区”大搞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疯狂迫害多杰雄登修行者。
多杰雄登修行者也同属藏传佛教的黄教，曾于1959年追随达赖集团流亡到印度达兰萨拉。本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同舟共济”，可他们却受达赖白眼，被逐出门庭，其寺庙及佛坛遭摧毁。虽然火剑智慧佛多杰雄登被黄教供为佛教“护卫佛”，连一度与之对立的达赖喇嘛五世最后也奉其为“神灵”，可现今十四世达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天夜里梦见多杰雄登，与之交流，梦醒后断定他是“邪灵”，视之为异端，继而颁布“敕令”，禁止所有藏传佛教徒供奉多杰雄登。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随之出面镇压、驱赶生活在达兰萨拉的大批赤贫的多杰雄登修行者，致使他们无庙可寄身，流落街头以泪洗面。
在他的书里，维瓦斯叙述“西藏流亡政府总理”还编造谎言，诬称一位有影响的多杰雄登信徒“至少两、三次访问过中国”，“多杰雄登修习者都是由中国人资助的叛徒”云云。作者特别提到，达赖今年8月在法国图鲁兹市以“促进各种宗教间的和谐”为题讲经，还振振有词地强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必须有不同的宗教，这是很重要的。在各种不同传统之间的和谐关系基础上，应该相互理解，彼此尊重。”这位法国学者描绘达赖喇嘛的两面派说：“在外边，他双手合十，卑躬屈膝，一脸光彩，露出狡黠的微笑，低声细语。但在自己的采邑却相反是一双毒眼，高声呵斥的凶相。”
应该说，维瓦斯是通过大量引证达赖及其随从的言行和他自己新赴西藏的见闻写出《不参禅的达赖喇嘛》一书的。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开门见山地说：“2010年7月，我同《费加罗报》、《世界报》和《自由长矛》两个记者为‘前夜’新闻网站去西藏采访。起始，我不确定几位同行会一起看到同样事态。古代哲学家塞涅卡曾告诫：‘倘若带着成见，那还有什么必要去旅游？’我们几个虽然见解各异，但在同一时刻一起看到的事物是根本相同的，真实的，尽管达赖喇嘛的追捧者们从来都不曾写出过这些。”
作者之所以要写这一段开场白，是因为达赖喇嘛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法国媒体“碰不得”的偶像，谁敢撕下这位“自在佛”欺骗人的假面具，就是犯了大忌，其文章必遭封杀。
笔者在法国生活多年，深感在这个以“自由与宽容”为荣的国度里，近年来形成了一种“唯一思维”，尤其是涉及到西藏问题，只让“无国界记者组织”头目罗伯特·梅纳尔之辈信口雌黄，否则就惹来一帮“人权主义分子”群起而攻之。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觉得《不参禅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遮盖的脸面》一书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是一位颇有勇气的正直之士，确实值得人们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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