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伟:跟随中山先生干革命

    黎民伟是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家、编导、摄影师。他十分敬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激励着黎民伟，影响了他的一生。

    提倡“电影救国”

    黎民伟一生热爱祖国，他是日本华侨，4岁母亲去世，6岁随父亲返回香港，寄养在大哥黎海山家中。由于受到大嫂的歧视，他自小养成了坚韧自强的性格。他就读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孙中山、廖仲恺和陈少白是比他年长的校友，受到先辈校友革命思想的影响，1909年（16岁）参加中国同盟会。他喜爱演戏，曾参与用戏箱偷运军火，支持黄花岗起义。1911年3月29日，他与陈少白、胡汉民、高剑父等同盟会骨干一起，组织“清平乐白话剧社”，用戏剧宣传革命。1915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是一名忠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党员。

    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写“黎君民伟小传”，摘要如下：

    “清末，激于革命思潮，加入同盟会，同志多注意政治军事工作，君独毅然以社会工作自任；组织清平乐剧社，自任演员，所演戏剧，多鼓吹革命，冀以唤醒社会；继以舞台剧感人之力，不如影戏宏远，乃转而研究影戏。嗣辛亥革命，君捐资运械，不遗余力。民国成立，凡挂名同盟会者，莫不自诩伟人；甚者竟冒党员，以争权势，君独蔑如！退而继攻其影戏术，同侪皆显达，而君曾不因之变其初志。粤中屡次革命，君出资出力，仍如故。”

    辛亥革命胜利了，许多革命同志做了官，黎民伟看到有些人做了官，争权夺利，他认为是缺乏教育，而电影有劝善惩恶、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之功。

    黎民伟在1914年组织“人我镜剧社”，与布拉斯基合作拍摄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庄子试妻》，惩恶扬善。1922年他冒着很大风险，投下巨资，发起创办香港第一家全华资的电影制片机构“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提倡“电影救国”，行动纲领就是要拍出好的影片，夺回被外国片和庸俗的神怪片占领的市场。为了实现理想，他不惜多次把房产抵押，散尽家财，奋斗终身。

    孙中山先生赠送墨宝“天下为公”

    1921年，孙中山自上海经香港抵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重组革命力量。1924年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联合中国共产党进行北伐，要实现祖国的统一。

    为了实现祖国统一，黎民伟曾联名致函河南督军冯玉祥，请他支持中国统一运动。《黎民伟日记》记载：

    谋统一 1922年6月13日，与徐季龙（谦）先生（李大钊的朋友）会议于港杨少泉牙医写字楼，为谋统一运动，联名函致河南督军冯玉祥，请其合作。

    黎民伟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黎民伟日记》中的记载和他所拍摄的纪录片可以看到，自从孙中山先生1921年返回广州以后的每次行动，他都有文字或影片的记载：

    孙总理 1921年5月3日，夜船上省。5日，孙中山先生就总统职“非常大总统”于粤。

    慰劳会 1921年7月24日，出征军人慰劳会开幕于广州东园，贞、意（黎民伟两位平妻严珊珊和林楚楚）均到场担任卖物，予捐巨款购各要人墨宝。 （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出席，黎民伟摄照片。）

    摄总理 1923年7月5日，夜上省。6日，早到黄沙随孙大元帅北上，沿途摄影其动作，同行有蒋参谋长、黄惠龙、黄伯淑、马坤、陆醒伯、彭年等。夜宿韶关河上之艇中。7日下午一时由北江动车，晚九时到黄沙（广州）。

    党大会 1924年1月20日早，国民党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于广州市高师学校举行，伟领导罗永祥往摄影片。

    摄总理 1924年7月24日在（广州）东较场拍阅操，26日拍省长廖仲恺、市长孙科及各要人。11月13日在省拍孙总理离粤北上。

    总理死 1925年3月12日，孙总理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17日，广州市开追悼会，伟往摄电影。

    为给国民革命和北伐造舆论、作宣传，黎民伟自香港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先生，主动提出为革命政府随军拍摄战地纪录片的工作，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下手令：

    “大元帅令：兹有民新影画制片公司来前线摄影，仰各军一体知照，此令。孙文 中华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 

    孙中山先生发动北伐战争，发出这份“大元帅令”在孙中山先生的历史文物中，有关电影的文献，仅有这一份。

    黎民伟既是民新公司的总经理，又是摄影师、导演和演员。当时的摄影器材很落后，要手摇带动胶片拍摄，拍纪录片时，他扛着三脚架和笨重的35毫米摄影机，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奔波。编成《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41年重新剪辑、配音，编成《勋业千秋》（又名《建国史之一页》）。

    《勋业千秋》旁白讲：“这部影片的内容是从孙总理誓师北伐起，直到北伐完成时止，是一部北伐写实的影片，由民新公司名摄影师黎民伟、罗永祥等诸先生亲随军旅在各地奔走所摄制的，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空前未有的历史片的巨大贡献。从本片摄制的时间上说，由民国十年到十七年（1921-1928），前后经历了七八个年头。在地理方面说，由南中国的广州到达了北京，整整数万里，几乎跨过了我国绝大部分的国土。这里面不但有当年战场上惊险的镜头，而且，有革命史上不可多见的珍贵史料。” 

    黎民伟摄制关于孙中山先生和国民革命的纪录片有：《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公祭黄花岗》、《孙大元帅亲临梅湖炮台试炮》、《攻打惠州城》、《孙中山先生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廖仲恺先生为广东兵工厂青年学校开幕》、《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俄国罗孚将军出殡》、《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先生北上过港，《广州民国日报》以“大元帅北上过港各界欢送之盛况”为题报道，其中一段写着：“民新影画片公司黎民伟，并亲与技员携带影画机到船，将是日情形摄影，……所有欢送者皆接见毕，民新影画片公司乃请帅座及夫人步出船旁甲板上，徐徐步行，黎民伟君乃亲自用摄影机将情景逐段摄取，既而复请各要人如刘震寰、吴铁城等及各界人士约百数十人，帅座及夫人前行，各人随后，从容作送行状，由甲板自东而西，用摄影机架高逐一摄影，制为画片，藉留纪念云。”

    关文清在《中国银坛外史》写着：“民新拍那些纪录片，也花了不少本钱，政府或国民党党部从来没有费用津贴过。”

    孙中山先生送赠墨宝“天下为公”，表彰黎民伟。

    资深电影史研究者罗卡指出：“黎民伟不仅是中国香港电影的先驱，更是毕生实践其电影革命理想的身体力行者。他早年吸收孙文的革命思想、西方自由民主与先进的电影观念技术，结合基督教的仁爱奉献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实践，而形成电影的革命理想，终其一生，屡经挫败，散尽家财，以电影宣扬爱国教民。更为令人敬佩的，是他爱国而不爱权力，介入革命而不介入党争，终身不沾仕途，淡泊名利的人格风范。” 

    他的电影延长了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黎民伟作为一位制片人，又是纪录片摄影师，他有强烈的时代感，能够紧跟时代的脉搏，对事件有直接的感受，这是对纪录片摄影师最重要的要求。他拍摄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功绩和北伐战争，其后，在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日寇两次侵略上海，黎民伟都是立即放下厂长职务，带领摄影队走上战场，拍摄我国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事迹。

    黎民伟深感个人力量微薄，他不断呼吁有志者共同负起电影文化运动的使命，在1934年元旦的贺年片上，他写着：

    “一年过去，马齿徒增；

    我发觉自己太渺小，

    难负起电影文化运动的使命；

    但，我自己承认是电影的忠仆，

    不惜为它作任何牺牲。

    我将不避一切艰难困苦，

    与同志肩起这重任。

    愿新年赋我们以新生。”

    黎民伟还写着：“电影是我的生命。”

    资深的电影史研究者郦苏元指出：“对电影如此推崇，如此执著，如此忠诚，甚至到了魂牵梦萦、唯命是从的地步，恐怕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第一人。‘电影救国’既是他当年开创中国电影业的原动力，更是他其后为此事业奋斗一生的思想坐标。”

    黎民伟1953年病逝于香港，他一生参与制作了故事片53部，纪录片30多部，在开拓我国电影事业的道路上，不屈不挠，把毕生的精力和财产献给了电影事业。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总结黎民伟一生的创作，他写道：“黎民伟一直交替着非虚构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一位电影人能够同时对非虚构的纪录片和剧情片给予同样重视，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在中外电影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现在制作的许多历史文献纪录片和专题片，很多有价值的镜头都是出自黎民伟的纪录片，我们也因此而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历史上很多重大的事件是不应当忘记的，‘以史为鉴’对后人是重要的。黎民伟的纪录片延长了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功绩无限。 ”

    1994年第十三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授予黎民伟“最高致意奖”，金牌上铭刻着：“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谨向黎民伟先生致敬：香港电影拓荒者，缔造历史第一人”。

    2005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幕，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决定，对五位人士：任景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袁牧之，授予“中国电影开拓者”的称号，并树立铜像。

    （作者为黎民伟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