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启示

    晚清时期，孙中山基本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科场失利者，一位被妖魔化的充满叛逆思想的革命党人，一个大半生都在国外飘零的异类。状元资本家张謇曾这样评价孙中山：“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并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一评论可谓十分公允，我们认识孙中山应从多个侧面入手，力避片面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孙中山。

    革命者的实业救国理想

    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

    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战败的结局警醒着人们思考救国之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这是一个十分精当的看法。正是在此前后，孙中山由关注实业和民生的改良主义者转而投身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起初，孙中山对清廷还是抱有幻想的，在其1894年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批评了舍本逐末、追求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提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中国的经济纲领。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竭力主张要通过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中国的农工商实业。

    然而，李鸿章对没有功名的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历史错过了假以孙中山通过改良来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机会。上书李鸿章的失败，使孙中山很快丢掉了对清政府地方实力派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以革命为本业的孙中山甚少谈实业，认定要先破坏后建设，先革命后实业，把实业建设的任务延后至革命胜利之后。

    在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是为了最终能够谋求中国的独立与富强，从而救中国。所以，在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时，孙中山在为该会起草的章程中，特别强调：“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首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次年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又特别加上“本会之设，转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将革命的目的与中国的富强和振兴更密切联系起来。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在为之制定的革命方略中，也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教育和交通，“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

    如果说在武昌首义之前，实业建设还不是孙中山所思考的中心和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国家建设问题便成为孙中山思考的中心，其实业救国的思想也日臻成熟。尤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实业”与“建设”更成为孙中山谈得最多的话题，直至宏大的《实业计划》出台，孙中山的实业思想遂达到一个顶峰。

    概括而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主要有：“建设是革命的惟一目的”，先破坏，后建设，革命与建设并不相违；“发展实业，乃振兴中华之本”，实业建设是救国的根本之道；“不用机器必不能发达”，实业救国的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自成体系的工业化方案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逐渐认识到“工”比“商”更重要，甚至提出朦胧的工业化主张的人并不在少数，如1897年，梁启超就曾提到过，“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1898年，康有为不仅主张要“成大工厂以兴实业”，更明确要求清政府将“定为工国”作为自己的“国是”。著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也曾提出过“棉铁主义”的实业主张。与他们相比，孙中山则提出了比较完备、系统的近代工业化方案。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原本以英文撰写，1918年曾将其中部分内容译为中文发表，中译名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1920年出版英文本，1921年出版中文本，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具体包括有六大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三大世界级港口；修筑总共十万英里长的六大铁路系统；修筑百万英里长的公路网；整治长江、淮河、黄河等内河水系；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疆，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发展轻重工业和现代农业，规划衣、食、住、行等涉及民生的各项实业。显然，这是一个旨在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从而振兴中华的宏伟计划。

    交通尤其是铁路先行，是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突出特色与亮点。据统计，《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中，涉及交通事业的即占四个，在文字分量上占了全部计划的3/4，足见孙中山对发展交通的重视。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 

    全面而彻底的“开放主义”

    中国经济实乃世界市场之一部分，必须依靠国际资本的援手方能得到发展。

    孙中山思想的开放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在近代人物中，他可能是最具国际意识和世界眼光的伟人。由此，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又一突出特征，便是极为彻底的“开放主义”。

    孙中山享年59岁，却有31年的时间先后在14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堪称“世界公民”。某种意义上，他对世界的情况比对中国情况更为了解。孙中山认为，中国经济实乃世界市场之一部分，必须依靠国际资本的援手方能得到发展，致“方今世界交通，一国有大计划，若合数国之力以经营之，则事之成功甚易，以一国独当之，则成功极难。”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是全面、彻底的，强调除引进外资、外才外，也要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与方法。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他并举日本的发展为例，说明全面开放的重要性，“（日本）四十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四十年间，俨然成为列强……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十倍。”

    孙中山为利用外资确立了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不失主权”、“不用抵押”。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和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孙中山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成，操之在人则亡”。为了保证在利用外资时维护国家主权，孙中山主张在借用外资时，最好不通过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谈判，而是由民间公司或私人直接交涉，采用“纯粹商业性质之办法”。

    以民生为底色的实业路线

    在孙中山看来，发展实业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养民”，要以“养民”为本位。

    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农村，对中国底层劳动大众的苦难有着实际的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力倡发展实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想通过“物畅其流”而强国富民，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之过上殷实、富足的日子。民生主义可以说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思想，而其发展实业的主张则是民生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孙中山看来，发展实业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养民”，要以“养民”为本位。孙中山指出，“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为了达到养民的目的，政府就必须发展与民生相关的各种实业，为老百姓提供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保证。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同时，实业建设与经济发展必须注意分配公平问题，防止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求富”与“均富”要同时并进。孙中山认为，“经济进步，机器发明，生产力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因之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之阶级日分，民生问题随之大起”。为解决随经济发展可能引发的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孙中山开出了三副药方：第一，“平均地权”，以解决土地问题；第二，“节制资本”，以解决资本垄断问题；第三，生产与分配并重，以解决国民所得在分配上相对平均、相对公平。“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由此可见，孙中山发展实业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指标，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改善民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要四万万人都可以享福，把中国变成一个安乐国家和一个快活世界”。

    在孙中山看来，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大力发展国家资本，方能在经济发展中兼顾国计民生，有效地防止贫富不均。

    孙中山实业思想再认识

    《实业计划》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富想象力，最为宏伟、全面、系统的经济近代化建设的纲领。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博大恢宏，全面系统，集中反映其实业思想的《实业计划》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富想象力，最为宏伟、全面、系统的经济近代化建设的纲领，但它又具有突出的超前性特点，无论是修筑十万英里铁路和百万英里公路网，还是建设世界级的三大海港，以及黄河、长江、淮河的治理，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当时的中国也不具备从事如此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孙中山所设定的许多宏伟建设目标，时至今日也还没能完全实现，就是明证。所以孙中山本人一再强调，他所提出的只是中国实业建设和经济现代化的“大方针”、“大政策”，具体实施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故所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无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庶乎可。”

    但我们又绝不能据此断定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只是空想，是说大话（如同当时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指责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不切实际。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孙中山的不公正评价。必须加以再认识和纠正。其实，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有其内在依据的，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也相当切合中国工业建设的实际，只是由于军阀混战，战火连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又未取得胜利，《实业计划》为中国设计的这种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在当时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其中包含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思想，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经济思想遗产。从长远来看，均是可以实现的。 

    实业理想能否得以实现，要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如一百年或更长。随着对孙中山《实业计划》的深入研究和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现，其实这一宏大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计划，完全不是过去所认为的“空想”，反而是经过了大量认真的调研、勘察，从长远看，完全是符合中国国情，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雄伟规划，并正在一一变为现实。我们不得不佩服孙中山在制定这一计划时所具备的广博的知识、宏大的眼光和惊人的历史预见性。

    孙中山最为看重的铁路建设，如今中国铁路营运里程总长已达11万公里（约合6.835万英里），接近孙中山所设想的建设10万英里铁路。尽管在管理运营上还有种种问题，但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公路里程更是达到了398.4万公里（约合247.55万英里），超过了孙中山所设想的建设百万英里铁路约1.3倍。青藏铁路的通车，实现了孙中山修筑高原铁路线直通拉萨的构想。上海港、洋山深水港、天津港、黄埔港等一系列大港口的建设，使孙中山建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等世界级大海港的良谟宏愿正逐步得以实现。

    孙中山有相当系统的区域发展思想，视经济发展为一个关联互动性的区域整体，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发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孙中山所设想的分别以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为中心的“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辐射圈，如今已变成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环渤海湾”、“泛长三角”、“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带，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正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孙中山“振兴中华”的遗愿正得以实现。

    关于浦东，孙中山提出“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如今浦东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耀眼的明珠。孙中山主张武汉是“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提出要修建长江、汉江大桥或凿通江底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这些设想在今天都一一实现。孙中山对广州情有独钟，强调“广州附近景物，特为美丽动人，若以建一花园都市，加以悦目之林囿，真可谓理想之位置也。”孙中山关于广州花园城市的建设设想今天也已经实现了。经过亚运会期间的城市综合整治，广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宜居城市。

    孙中山十分重视内河水利整治，关于黄河、长江、淮河的治理有一系列的设想。如关于武汉长江水患的治理，孙中山强调重点改造龙王庙地段，今天的长江防汛工程正是如此设计的。孙中山还是中国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近代人物。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在“三峡建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更明确说明在三峡建坝还可发电。“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让这么大的电力来替代我们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如今，长江三峡大坝建设工程已顺利建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孙中山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要合理分配财源使国民所得平均，以避那恶果。”一百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孙中山所言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问题，却并未完全解决，代表贫富悬殊差别的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便是民生问题日趋紧迫的明证，“民生”一词也随之成为媒体上曝光最多也最为引人瞩目的流行词，也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据新华社研究员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解决民生问题正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施政目标之一。

    这一切，都证明孙中山当年的实业发展规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也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只不过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孙中山惊人的历史洞察力和预见性再一次为历史所证实。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启示

    孙中山固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怀抱着要使中国国强民富的宏大理想，但又并非空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干家。

    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对后人的启迪是广泛而深刻的。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做到：

    第一，要具有更加长远、宏大的眼光，注重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可持续性。孙中山认为：“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之可成效也。必万端齐发，始能收效。”这种“万端齐发”的系统、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思想，对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中既注重工业的先导作用，又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既注重当下，又看到长远，寻求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二，要以更加开放的思想，继续利用外资、外才，在改革开放上寻求新突破。孙中山思想十分开放，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力求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取世界之所长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而不是故步自封，关起门来搞实业。这种彻底的开放心态和学习西方的态度，是我们今天在世界经济更呈一体化、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更需要继承和效法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善于利用外资、外才，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改革开放或关起门来搞建设，就只有死路一条。

    第三，要更加注重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孙中山固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怀抱着要使中国国强民富的宏大理想，但又并非空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干家。恰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是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这一切，对我们正在潜心探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及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无不具有深刻的历史启迪意义。

    第四，要更加关注民生，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社会更趋公平、公正与和谐。在解决民生问题或社会问题上，孙中山曾提出了许多极富建设性的思想与实践，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在民生建设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生产与分配并重，国强与民富同步，一切以人为本，以改善民生为本，以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作为我们所奋斗的根本目标。

    总之，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思想中，有许多的经济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对我们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大有裨益。对我们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也有着很多的启示，十分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