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路径

    在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要实现这一目标，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煤炭一直占据着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主导地位，总体占比约在70%左右，这与主要工业化国家以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油气占60%至70%）差异甚大。如1978年，我国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重为70.7%，2009年，这一数字为68.4%，仅下降了1.3%。

    对于当前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很多学者特别强调能源生产结构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认为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国的煤炭探明储量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2.6%；我国常规一次能源探明和剩余可采资源量（包括石油、天然气、煤和水能）中，煤炭占73.2%，石油占1.3%、天然气占1.3%、水能占24.2%。

    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即使我国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这种资源也会迟早被消费殆尽，因此煤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必须长远考虑，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用未来的资源推动当前的经济增长。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一个完善的产权市场和政府的有效管制。第二，过去我国对可替代性资源的研发投资相对有限，因而促成了对现有资源的过度依赖。能源研发投资的这种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政府的缺位密切相关，更何况，从人均能源占有量来看，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程度，尤其是工业与服务业以及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是导致能源消费结构及其能源效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可以通过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时的产业结构差异表现出来。例如，在低收入国家，农业所占的比重更大，工业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和初级的轻工业为主；发展中国家中，工业所占的比重要大一些，发达国家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更高。据此可以推断，能源消费结构与这种产业结构相一致。

    但是，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当社会价值观念已经显著更重视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时，在技术激励和制度激励上仍然倾向于低估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价值，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仍然倾向于以更高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来获得市场竞争和企业竞争的优势地位。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有关，这是当前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不尽有效的原因之一。

    因此，虽然一个国家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与该国所拥有的地理分布、能源总量及其各种能源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存在很大的相关性。但在对于能源消费结构的分析中，还应更多关注市场失灵导致的外部不经济、制度设计导致的产权模糊和弱化、以及由于人类的知识有限所引起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 

    首先，由于外部不经济的存在，资源价格可能不包括资源开采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按古典经济学原理，空气是自由财货，工厂可以自由排放污染物，因而并不构成生产成本。这必然在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造成差异。这种差异被庇古称之为边际净社会产品与边际净私人产品的差额，即私人活动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沃特尔·范·代瑞（Wouter Van Dieren）在其1977年出版的《自然的价格》中提出，如果核算自然资源的货币价格，将会使整个工业社会为之震惊，从而暂停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按照早期工业体系中的成本定义，企业家绝不会把给别人带来的负外部性计算在内，因为早期的成本定义只是企业家不得不付的款项，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十分流行。我国一些中小煤炭企业的行为，就很能说明这种资源的价格不包括其所有成本的概念。一些小煤矿不顾及长远发展，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在生产中只开采容易开采的中间煤层，使我国煤矿的回采率一直不高，此外在生产中采用落后的管理手段和生产方式，降低科技的投入，减少安全的设施，不顾及环境的污染和地面下沉等问题，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此可见，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正确地计算自然资源的价格，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其次，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却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支撑制度，那么价格机制可能促成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新增长理论认为，要从制度层面形成研究和开发的激励机制、人才引进机制、技术和知识有效扩散机制，以实现低经济增长水平基础上的赶超和蛙跳。同时，有些技术上的进步，可能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却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明确界定的产权，可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具有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如果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并被有效的保护，则当事人明确自己的成本与收益，从而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但是我国目前的化石能源中，仍存有产权边界比较模糊的现象，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出台了鼓励开煤矿的政策，这导致了大量小煤矿的出现，但安全性却降低了。由于没有明晰的产权，一些小煤矿倾向于多挖煤，而不是从可持续的视角来看待能源问题。确实，在后来的煤矿整合中，一些多挖煤的小煤矿主获益确实比以长期可持续的视角来经营煤矿的人获益更多。

    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世界中，产权的初始界定影响经济效率和产出水平，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排他性权利的约束，进入公共领域的财富将成为人们投入资源争夺的对象，从而引起“租值耗散”，产生极大的外部性。目前我国一些油田的私人盗采情况非常严重，导致了过度开采。这也是由于我国的国有制体制以及市场体系的相对较弱造成的，交易各方在协商中均采用误导战略，蓄意发布误导信号，以使自己获益。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及其运输的便利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对于能源消费结构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政府失灵以及产权残缺等问题引起的能源消费结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