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科普堵在哪里？

    我国科研经费的总额2010年已有6000亿元规模，但其中却没有科普专门经费和科普方面的要求。科研管理部门已成立的科普部门大都经费缺乏，人员编制紧张，甚至有的一人兼多职，科普任务只是一个副业——

    科研与科普的有机结合,是完善的现代科技传播体系链条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然而,公众普遍的感觉是,“科学家离我很远”、“科学很枯燥”,科学并不让人觉得“亲近”。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哪些环节出现了“堵塞”?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利用参加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论坛暨第十八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的机会,采访了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科技馆馆长徐延豪教授。

五个不足

    谈到目前我国科研与科普的结合问题,徐延豪一口气归纳了五个不足——

    其一,科技资源科普化不足,公众不能及时了解科研最新进展和科技创新最新成果。“据统计,2001年至2010年,全国年均登记在册的科技成果有3万多项。但目前科技资源科普化率较低,大量科技信息和数据,基本处于分散、搁置、甚至流失状态,没有充分利用起来,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产生的资料,包括研究目的、方法、过程、技术内容、中间数据以至经验教训,不能有效地向公众开放。”

    其二,是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缺少科普任务。“我国的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均缺少对科普任务的要求,科普工作得不到经费支撑,科研的最新进展与成果不能在全社会共享。”

    其三,科研人员有参与科普的积极性,但缺少相应的绩效评价机制。“据统计,2009年我国研发人员达229.1万人,参与科普活动的比例为56.7%。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参与度较低,其中还多是被动参与,并且中青年科研人员参与度较低。”

    其四,我国科研经费虽然逐年增加,而其中的科普经费变化不大。“我国科研经费的总额从2004年的1960亿元,已经增加到了2009年的5800亿元,2010年估计会突破6000亿元,但是在这样庞大的数字里,我们没有看到有专门的科普经费和科普方面的要求。‘十一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经费额度从20亿元增长到200亿元,增加了十倍,但是科普专项——这是我国重大科技计划里唯一的科普专项,还是维持在200万元,这些年没有变化,没有增加。”

    其五,是我国科研机构缺少专业的科技传播普及部门。“我国科研管理部门已成立的科普部门大都经费缺乏,人员编制紧张,甚至有的一人兼多职,科普任务只是一个副业。”

科技先行国家怎么做的

    “欧盟、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科技先行国家,已经将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科技传播体系纳入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说到先进国家的科普经验,徐延豪首先提到的是一种成熟的体系——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科技传播体系。

    “在那些国家,科研最新发现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及时发布,已经成为促进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重要手段;他们通过两种途径在重大科技计划中增加科普任务,一是将科技传播相关任务列为重大科技专项,二是在科研项目中明确科普任务及经费比例;并且,科普工作绩效评估与科研评价体系也已经有机地结合起来。”

    徐延豪举例道,“比如欧盟国家,2010年发布的欧盟发展战略报告《面向2020》,将促进科技传播作为‘创新联盟’计划的五个主要任务之一。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官方科技计划之一,从‘第五框架计划’开始,他们就设立科普专项,目前正在实施‘第七框架计划’,每年科普专项的资金投入为4700万欧元。在重大科研项目申请时,欧盟明确要求科研计划参与者的科普义务,并把研究成果与公众交流,作为项目申请的必要条件。”

我们该咋办

    如何把我国的科研与科普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它们“携手共进”呢?徐延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应建立完善科技成果发布的体制机制,及时将科研最新成果和科技创新最新进展向公众传播普及。”

    为此,徐延豪提出了两个具体思路:学习并借鉴科技先行国家构建科技报告体系的成熟经验,加快推进《中国科技报告》的体系建设,将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主要科技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定期汇编、发布;同时,推动“中国科技报告”数字化发布平台建设,及时公布国家主要科技计划项目执行过程的信息和成果。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增加‘科技传播普及’的相关任务,并在各类科研项目中明确科普的任务,以及经费的比例要求。”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科普工作绩效正式纳入科技评价体系中。一方面应推进科技管理制度改革,将科普工作加入科技项目成果评估体系。另一方面,还要推动研究并制定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绩效的认定、考核及评价办法,将科研人员参加科普工作纳入科技人才专业技术等级评定范畴。”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接触到很多的科技工作者,实际上他们是有积极性、有热情参与科普工作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考评体系和激励措施,甚至很多科学家想做些科普、想向公众传播他所研究的东西,却苦于没有渠道。另外,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科研人员一般来说都比较内敛、低调,不愿意主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了这方面的体制和机制,可能会极大地激发广大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徐延豪对此特别强调。

    本报记者 胡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