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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片酬暴涨”，有人说是市场行业，要靠市场之手调节；有人说不能只靠市场调节，或许等到市场来调节时为时晚矣。那么，治理之策应从何入手？
治本：总量控制迫在眉睫
有人认为，明星片酬暴涨是20多年来电视剧市场快速发展、产量过剩、争夺资源的结果。
中国电视剧市场的消费量到底有多大？据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王丹彦介绍，当前我国电视剧年均产量为14000集，但并非都能进入到播出平台。从这个角度说，电视剧产业面临残酷的竞争。
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原来电视剧成本70万元一集，电视台平均一天投入300万元能购买播出四五集新剧，而现在电视剧成本增加到100万元一集，电视台每天只能买两三集，购买和播出减少了，只是在黄金时间播两集电视剧，相当于削减市场。从电视台来看，一天少播出两集，就少“烧掉”200万元，全年能省5000多万元。这样，电视台购新片的动力在降低。如果依然保持大量的电视剧产出，在面临出口收窄的“危险”中，电视剧行业必然会调节减量，制片方应理性回归。
那么，电视剧产业应该怎样合理配置资源？专家认为，向优势资源集中，这不仅是市场调节的事，也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有相应的指导。
资金和资源应向电视剧制作的优势企业流动，而不是“撒胡椒式”分散到市场上的3000多家影视公司。为此，有业内人士建议，借用工程管理的经验，实行资质管理，制作过好剧的制片公司可以承担更多的制作任务，可以驾驭更多的资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各小公司的试验场，不少小公司拍过一部剧后就倒下，要逐步培育制作能力强的大公司。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人士表示，电视剧行业的总量控制，是电视剧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之一。电视剧制作产业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电视剧产业发展初期，注重“量”是对的，电视剧制作多了，出现了明星片酬暴涨的问题，就要向行业发出导向——中国电视剧行业在走过“量”的提升和繁荣后，该注重提升“质”，要提升全行业的管理水平。
据悉，广电总局已委托电视剧制片人协会、电视剧导演协会共同讨论降低明星演员的片酬问题。中国电视剧制片人协会张明智认为，电视剧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拍的，要有准入标准，更需要合理的导向，引导资金用到能促进行业发展的方向上。
治标：另辟蹊径发掘新人
如何绕过高片酬，制作方“各显神通”：
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演员片酬中的一部分可以计入制作成本进行再投入，在影视剧播出之后，根据收视率和广告收入，进行分账。在这样的机制下，虽然明星们可能要承担少拿片酬的风险，但从投资人和制作公司的立场上来看，这样的合作不仅能减少制作费用，还能加强演员的责任感，降低制作风险。
还有人提出避开高价明星和高成本的方法——培养新人。安徽广电集团选择演员的思路是“只用对的，不用贵的”，不去盲目追捧明星。再如，电视剧《奋斗》播出后，效果很好，再投拍《奋斗2》，本来还想用原班人马，但原来主要演员佟大为、马伊俐的片酬上涨10倍，制片人只好选用新人，降低成本。
为捧出新人，制片人们也想出了很多办法：靠强势导演带出新演员，靠强势编剧推出新演员，靠名制片人带出新演员，请明星客串配戏捧出新演员……投资方和制片人要对自己的剧本和作品有充分的自信，自己造新星，尽量避免借用明星来提高收视率。
治乱：行业自律必不可少
其实，因演员片酬疯涨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教训是有的，比如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电视全盛时期，但因演员片酬随之疯狂上涨，电影公司成本大幅提升，经营日渐困难。当海外市场全面萎缩后，香港电影电视市场也陷入一片死寂，香港明星片酬也因而冻结数年没增长。以此为鉴，我国内地市场明星片酬暴涨的问题应引起业内的高度重视，由于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自发性，不能只靠市场调节，或许等到市场来调节时为时晚矣，需要协调各方力量，综合治理，尤其需要行业的自律。
三年前，中国电视剧制片人协会曾对50位制片人进行培训，希望在行业内建立准入标准，实现行业自律。律师有律师证、医生有医师证、记者有记者证，生产精神产品电视剧的制片人也应有自己的从业资格证。但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流产，所以现在制片人没有门槛，各种人都可以进来“玩”一把，外行的介入破坏了行业规则和价格，扰乱了市场。
韩国电视剧协会曾对演员朴新阳处以无限期停止演出，就是因为一部电视剧片酬过高。韩国电视剧协会还设立了一个上限制度，将普通电视演员的片酬限制到每集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有效遏制明星片酬的“暴涨”。
最后，还应该看到，演员也有自我降价的情况。遇到好的主创团队，许多演员还是会心平气和地谈价钱，不会一味地追求高价，也会不计报酬出演好剧。比如，名制作人的好制作班底和好电视剧能让明星适当降价，张纪中的电视剧大多是他自己“捧红”的明星友情出演，片酬也并不高。 （本报记者 张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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