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明”

    最早是从特殊年代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感知光明日报赫赫声威的。其时年少，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其名总是和“两报一刊社论”联在一起，社论一发，全国精神即为之一振，接踵而至的就是一波又一波“激动人心”的运动了——大约50后的人都有和我同样的印象。

    直接阅读光明日报则是在恢复高考上了大学中文系之后。那时方知此报为知识界所青睐，文化氛围浓郁，富学术色彩，遂始留意。因为对古典文学和历史感兴趣，于是迷上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史学”和“哲学”专刊，曾到图书馆把上世纪50年代以来每周一期的“文学遗产”一期期扒出来，几乎读了个遍，精神也随之在古国文明和研究者的史绪文心里遨游徜徉。建国以来持续不断的思想论争也在专刊里留下烙印，于是跟着文章的思绪去观察、评价和欣赏古人今人的古今作品，几十年的文章作点线的连接之后，一部当代中国精神史就浮现出脉络，我也学到了如何比前人更聪明一点，更历史、客观和真诚地对待文化遗产与当下创作。当然，我也在报纸上与众多的名人交谈，他们中有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巴金、老舍、俞伯平、沈从文、梅兰芳、程砚秋、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等，不是史学家、文学家，就是艺术家、科学家，乃至革命家，从而触摸到一代前辈的精神脉动。

    终于有一天，在读研究生时，我的文章《“传奇四变”说新探》刊发在“文学遗产”专栏，一下拉近了我和光明日报的距离，仰观的读者视角转化作了平交的作者视角之后，更增加了我和报纸的亲近感。那时我与一批青年学子编撰一套返观文化传统的“蓦然回首”丛书，报纸约我为之写些书评，从此我在上面刊文便一发而不可收。30年过去了，统计一下，我先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作品竟有近40篇，占我总撰文量的十五分之一，这是一个令我自己也吃惊的数字，从体裁说则有学术论文、文艺感言、剧评、书评、杂文，一直到书法作品。近年光明日报开辟“百城赋”专栏，其中的《北京赋》由我捉刀，体裁则又扩展到古文赋体。尤令作者雀跃的，则是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3篇长文，享受到占据两张对开版面的殊荣，一是纪念话剧百年文，二是论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文，三是阐释中华美学精神文，这是光明日报对我的特殊青睐了。至于几十年里稿件往返中先后结交的编辑，则都成了良师益友、同道诤朋，成为我内心珍藏的友谊和财富。

    这份侧重教育、科学、文化内容的报纸，几十年来成为众多知识分子寄托情思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我独特的阅读和参与对象。于是为之书联一副：“焕彩乎日之报，煌烨兮光其明。”（见下图）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