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芝：飞鸣的播谷鸟

    贾芝，1913年出生于山西襄汾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文联第八届荣誉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资深荣誉委员。1938年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赴延安，1948年创办延安大学文艺系，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50年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历任党组书记、秘书长、副主席、名誉主席;1950年创编《民间文艺集刊》;1951年参与创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5年创办《民间文学》，任执行副主编;1980年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创办《民间文学论坛》，任主编。

    主要著作有《贾芝集》、《水磨集》、《民间文学论集》、《新园集》、《播谷集》、《贾芝诗选》。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选》三集、《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等。译著《磨坊书简》、《米特利亚·珂珂尔》、《深夜》。

    在贾芝的诗歌中，播谷鸟是重要的意象，贯穿创作的始终。

    1937年，贾芝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了《播谷鸟》，成为他那一时期的代表作：我第一次听见它/“布谷布谷”的叫。/叫了一声，/又飞到哪儿去了！

    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只飞鸣的播谷鸟。

    1938年，贾芝在延安写了《小播谷》：麦熟的五月，/红石榴开了，/我愉快的播谷鸟又唱了。

    到了1947年，贾芝写了《播谷鸟第三章》：忠实的鸟啊，/在你凄苦而又愉快的声音里，/我听见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和胜利！

    几十年后的1993年，贾芝写了《咏播谷鸟》：飞鸣不已醒大地，/春来种子总萌发。

    诗人艾青是贾芝延安时期的朋友，早在大后方编诗集时就选了《播谷鸟》。他打趣地叫贾芝“播谷鸟诗人”。1988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艾青还耿耿于怀地对贾芝说：“好好的诗不写，搞什么民间文学？”贾芝也不想争辩什么。在他看来，自己仍然是一只播谷鸟，在民间文学这块园地开拓、耕耘、播谷。

    从2009年开始，贾芝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草根学者

    1913年，贾芝出生于山西襄汾县。他从小生长在农村，印象最深的是在父亲劳作的麦地里捉蝴蝶。1932年，在伯父的资助下，到北京中法大学经济系学习。他崇拜法国象征派诗人，和同学结成诗社，写的诗大多是校园中的苦闷、哀怨和朦胧的爱情。1935年，贾芝出版了《水磨集》，共收入22首诗。

    贾芝真正关注和热爱民间文学是从延安开始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场轰轰烈烈的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兴起于陕北的山山峁峁。贾芝搜集民歌、民间故事，还创作发表了数十首写战士、农民、工人的新诗。从创作到生活，他彻底摒弃了在北京时的浪漫情怀与绅士风度，完完全全成为一介草民，灰布棉袄外面系一根草绳，跌断腿的眼镜用线绳套在耳朵上。唯一留下的一点痕迹，大概只有他随身带着的那把意大利小提琴了。

    1949年，贾芝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被分配到文化部编审处，负责通俗文艺组。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创建，贾芝任秘书组组长，包揽了民研会几乎全部大小事情，刻图章、接待来访、回信、买房作会址、买文具、当会计，一小笔经费就放在贾芝的口袋里，口袋变成了民研会的钱柜。

    民研会成立不久，贾芝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筹建，任支部书记兼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组组长，民研会也随之到了出版社。而后，社长冯雪峰执意要取消民研会，但挽留贾芝。贾芝表示难以考虑。1953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成立，文化部决定民研会归文学研究所领导。贾芝和同事雇三轮车把民研会全部家当拉到了北京大学中关园。直到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文联，民研会才结束了四处飘泊的命运。此后，贾芝一方面在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一方面担任民研会的领导，双重职位和身份一直伴随着他直到1982年离休。劳累和辛苦不言而喻，却给工作带来极大方便，学术研究与全国民间文学普查、群众民俗活动在这里对接。

    “请给乡下老婆——民间文学让个座。”这是贾芝常说的一句话。他还说：“半个世纪以来，我的主要文艺活动就是为‘乡下老婆’争座位。我们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好，创办《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也好，不为别的，就是为这个。”

    “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有时人们似乎又难以摆脱命运的安排，命运神奇地注定了我的一生要奉献给民间文学。”贾芝说。

    1951年，萧三知道贾芝是学法文的，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调他到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工作。周总理立即批示限他一个礼拜内携家属前往布拉格。贾芝接到周总理签署的调令，意外的高兴，却又意外的惆怅。民研会当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能一走了之吗？贾芝去文化部找沈雁冰和周扬两位部长。沈雁冰说：“你走了自然就搞不了民研会了！”贾芝随即要求考虑派别人去，两位部长商量了一阵，决定派另外一位同志去了布拉格。

    上世纪八十年代，贾芝身穿破旧的中山服，斜挎着背包，像赶场一样奔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联两个单位的学术或党组会议。同事们看到他匆忙狼狈又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禁调侃：“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贾芝倒不介意，还挺开心，丝毫没有一些人说到这句话时那种埋怨待遇低、不受重用、酸溜溜的感觉。

    贾芝常说自己是草根学者。因为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的自然就是草根学者。他还认为，与其说自己是一名学者，不如说自己是一名民间文学工作者——毛泽东革命文艺思想的执行、实践者。他一生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和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和世界的对接。

    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就必须做到与民众的对接。贾芝说，我们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要与之融为一体，完成心与心的交流。只有这样，采录的作品才能保持真实的原生态，升华出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具有价值。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贾芝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其中有农民、牧民、干部、工人，也有歌手、故事家、民间艺人。在收获事业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份浓浓的亲情和友情。他认为，这是孤独寂寞的书斋学者所感受不到的快乐和幸福。

    1982年，贾芝提出了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想法，也就是学界所称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以后，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联合组织实施。当时根据集成工作的需要,曾进行过为期数年的全国性民间文学普查，搜集原始资料逾40亿字，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方面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工程。

    对于民间文学工作来说，调查采录是第一位的，既是为研究做准备，又是研究的一部分，是研究的过程。贾芝的研究抛开静坐书斋的研究，实现了与田野的对接。他的研究论文大多是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民间文学是鲜活的文学，研究活的文学就不能离开它生长的土地和环境。一位来自基层的学者曾经对贾芝说：“你们是把我们那里游在水里活泼泼的鱼拿来晒成鱼干再研究。”他震撼了，时时以此提醒自己，到田野中去，不仅仅是考察与作业，更是双向的渗透与交融。贾芝每年都出行，大多去边关小镇、偏僻山寨。2002年，他90岁，1月到广西宜州考察刘三姐故乡，3月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9月到江苏常熟白茆乡考察白茆山歌，到苏州吴县考察民间工艺，11月到湖北宜都青林寺考察谜语村；2004年3月又去河北赵县考察“二月二”民俗节日。后来，他不大出门了，但家中客人不断，带来各地的信息。

    改革开放以后，贾芝越来越感到中国的民间文学应该走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异彩，跻身世界文化之林。他加入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后来还被推选为资深荣誉委员。他去了十几个国家，介绍中国的民间文学。同时，争取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

革命伴侣

    贾芝是李大钊的女婿，尽管他没有见过岳父。

    1927年，李大钊牺牲时，长女李星华只有16岁。之后，她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和大学读书。孔德学院是蔡元培及北大几位教授创办，他们的子弟多在这个学校上学。李葆华（李大钊的长子）、李星华和周作人、周建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的子女也都是同学。李星华是半工半读，由周作人帮助安排给学院刻写蜡板，每月补助生活费15元。1932年期间，李星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党的组织，利用刻蜡板的机会为党刻印传单。

    1935年，正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读书的李星华和贾芝相识了。这期间，他们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令贾芝永远难忘的谈话。贾芝问她：“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她平淡地说：“我没有家。”后又补充说，“我就希望革命成功！”李星华对旧世界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充满憧憬的强烈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贾芝。

    这年年底，爆发了“一二· 九”学生运动。李星华、贾芝都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平时态度温柔敦厚的李星华，一到革命烽火起来的时候，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勇猛无畏的狮子。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时，她站在学校大门外呐喊，招呼同学们快去参加游行。贾芝和她一道沿护城河走到西直门外，城门这时被关得严严实实，无法进去，警察在城头上正和游行示威的同学对峙着。贾芝和李星华手拉着手走进游行的行列。参加了那场斗争，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第二年就结婚了。

    1937年，贾芝从中法大学毕业，想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继续深造。7月7日，贾芝乘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北京回山西省亲，结果遇上了“卢沟桥事变”，一时无法回来。李星华带着孩子回到了河北乐亭。1938年暑假，贾芝离开临时借读的陕南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奔赴延安。李星华知道贾芝到了延安后，回到北京做去延安的准备，周作人把她安排在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得以维持他们的生活。1940年，李星华向周作人说明要到延安去。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作为路费，并办了出北京必须有的“良民证”。临行前李星华去向周作人告别，说她要到延安去了，问他那边有什么事没有？周作人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李星华未能将这个口信带到，她后来在提起这件事时也深深遗憾。解放初期回到北京，大约在1950年末，贾芝和李星华到八道湾去看了周作人先生，对他保存李大钊遗著以及在敌伪统治时期帮助李星华去延安的事表示感谢。

    早在1983年，贾芝写了《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他说，周作人和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过从较密，是北京大学同事，也是《新青年》的同人。在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不仅积极参与了后事的处理，参加了1933年的公祭，而且对李大钊的一家在长时期中给了很多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朋友中出力帮助最多的一个。发表后，贾芝受到一些非议。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讲了事实而已。其实，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听贾芝谈起周作人和李大钊的关系后，让他写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到贾芝位于演乐胡同的小院采访，客厅正面挂着李大钊的墨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长时间凝视，不禁肃然起敬。没想到贾芝说：“假的，真的在革命博物馆。”李星华和贾芝把收集的李大钊遗物，统统捐献给国家，其中就包括这幅墨迹。博物馆后来制作了一批复制品，回赠家属。“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复制的，和真的没有什么区别。”贾芝补充。

    李星华和贾芝从延安回到北京后，就开始收集有关父亲李大钊的资料，他们是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的，既出于对父亲的敬重与爱戴，也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访问了李大钊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如刘清扬、张申府、于树德、章川岛、孙斐君、刘弄潮、周作人……并曾回到乐亭家乡收集资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记录的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历史照片、遗物，以及部分手迹。这些物品在纪念李大钊牺牲30周年时，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作为李大钊的女婿，贾芝在李大钊的思想传播、遗物收集和文字整理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59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贾芝编选了《李大钊诗文选集》。他说，这本书的编选和修订，是在李星华的合作和帮助下进行的。她曾与李大钊同时被捕，自己所了解的李大钊的一些往事，大都是她讲的，或同她一块进行调查的。

    到延安后，李星华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也学会了纺线、捻羊毛。她曾长期和贾芝同在延安中学教书，1945年重新入党。1949年5月，李星华回到北京后，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后到马列主义二分院教日本学生学中文；1956年起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艰难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损伤了李星华的健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郁愤成疾，双目失明。李星华1979年12月去世。

手足兄弟

    贾芝原名贾植芝。他的弟弟贾植芳，小兄长两岁。虽然是同胞兄弟，但兄稳且痴，弟侠且野，性格迥异。

    很多年后，贾植芳曾给两个玄外孙女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要喝橘子水，哥哥不给买，他就躺在地上打滚。而才四五岁的哥哥，竟像个小大人一样在旁边哄他，给他讲人生道理。孩童时期，哥哥贾芝就显得文静儒雅，弟弟贾植芳则十分调皮顽劣。

    1929年7月，在伯父的资助下，贾芝、贾植芳一起到省城太原继续求学。1932年夏天，兄弟俩到北京考学校。贾芝进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贾植芳考入美国教会学校崇实中学高中部。

    被称为“硬骨头”的贾植芳一生竟坐了四次监狱：北洋政府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第四次入狱的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被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逮捕，关押两个多月。贾芝求伯父帮忙。伯父上下打点，花了一千块银元和五十两鸦片烟，把贾植芳保了出来。伯父让贾植芳到日本亡命兼上学。贾芝到琉璃厂花五块银元给弟弟买了一张假文凭，然后送他到塘沽上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贾植芳立即放弃在日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业，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战事业。 

    受在延安的哥哥之托，把嫂子李星华以及3岁的孩子和弟弟李光华从北京送到延安，成为贾植芳的一件大事。虽然周作人做了“人保”，但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非常麻烦：一个是钱，没有相当数量的银元，这件事难办；另一个更难办的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就难以保证。贾植芳利用自己当时在国民党前线抗日部队工作的便利条件，帮助李星华、李光华转往延安，他还把自己的150块银元全给了嫂子。

    1950年，贾植芳到复旦大学教书。贾植芳和胡风是很好的朋友，而贾芝因为胡风说过“民间文学是封建文学”等一些话，对胡风很有看法。贾芝对日益升温的批判胡风的运动自然也特别关注。1954年，弟弟赴京省亲，做哥哥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谈，可他了解弟弟的倔脾气，怕自己的劝说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于是约请了文研所所长何其芳等。一见面，何其芳就热情地同贾植芳说：“老弟，我们正要找你好好谈谈呢。”贾植芳常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一听这话立即警觉起来。接着，何其芳就说了胡风的四个错误：“你是胡风的朋友，应该帮帮他。”没想到贾植芳从如何认识胡风讲到胡风怎样同国民党政府斗争，最后明确表示，你所说的四条，我一条也看不出来。贾芝一看情况不妙，悄悄地走了出去。多少年后，贾植芳说，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付出悲惨的代价。随后，胡风请大家吃饭，贾植芳让哥哥去，贾芝坚决不去。结果胡风在饭桌上谈到“万言书”等事情，去吃饭的人都成了“胡风分子”。

    不到一年，贾植芳被投进了监狱。贾芝知道后给有关部门写信，询问是否可以给弟弟写信和寄东西？他把自己的羊皮袄寄给了贾植芳，以后还有《红岩》等书籍和一些吃的。25年后——1979年，兄弟俩才重新相见。

    到了晚年，贾芝喜欢红色，喜欢穿红色的衣服：红夹克、红衬衣、红围巾。去上海看弟弟，贾芝送了一件红色外套。贾植芳半开玩笑地说，你是红色的，我是黑色的，一辈子说我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勾当，我不能穿的。据说后来贾植芳还是穿了，毕竟是哥哥送的。

    李星华去世后，贾芝和金茂年结成夫妻。这一婚姻遭到家庭内外的一致反对。贾植芳见过金茂年后，第一个表示支持。对于这位比自己小很多的嫂子，贾植芳常说：“俺在这里给你磕头了，你把俺哥照顾好。”

    在金茂年看来，这对从小性格就有很大差异的兄弟，骨子里是一样的纯真，一样的浪漫，一样的执著，一样的革命！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宫苏艺